作者:周凡夫
2012 / 08 | |
「台灣省交作曲座談」文集 | |
音樂誕生後:推廣、傳播、交流、出版、評論,及研究
香港作曲家聯會、「CASH」、兩個市政局及拆局後的「康文署」,還有香港電台,在香港音樂作品的推廣、傳播、交流、評論、研究及出版上同樣擔任了重要角色。而國際現代音樂協會(ISCM)、亞洲作曲家同盟(ACL)、國際現代作曲家交流會(International Rostrum of Composers,簡稱IRC),則是香港在音樂創作上保持與世界接軌的三個重要的國際作曲交流活動,亦是向外推廣香港音樂作品的三個重要平台。「CASH音樂基金」一直是香港作曲家參與這三個平台交流的資源主要來源。1997年至2011年間基金投放在資助香港作曲家參加國際音樂節/會議等交流活動的經費超過一百萬元(1,016,116),獲得資助的人數為一百二十三位。2012年的預算為十二萬元(126,000)。
三辦ISCM大會帶來重大影響
亞洲作曲家同盟,於1973年創立,在香港舉行成立大會,一直是亞太區內最活躍的作曲家織組織。ISCM隸屬聯合國科教文組織(UNESCO)音樂議會,是現今唯一國際性的專業作曲家組織,宗旨在於打破國籍、種族、宗教及觀點岐見,以推廣現代音樂創作、演奏、發掘及表揚佳作,每年的周年大會及音樂節,都是全球音樂界矚目的焦點,地位的重要有如奧運。
香港早於1984年9月,在通過修改會章後,得以用地區身份,繼日本、南韓之後,成為ISCM第三個亞洲會員,繼而在1988年在香港成功舉辦了國際現代音樂協會世界音樂日(ISCM World Music Days),暨ACL會議及音樂節,成為ISCM自1922年成立以來在亞洲舉行周年大會及音樂節的首次。該項世界樂壇盛事於香港回歸後的2002年再度在香港舉行,五年後的2007年,再辦第三次(連同ACL會議及音樂節),成為繼倫敦、阿姆斯特丹、華沙,及哥本哈根等歐洲城市後,首個三度主辦ISCM大會的亞洲城市。
同時,該次ISCM/ACL大會及音樂節盛會,由作為主辦者的香港組織委員會主席(香港作曲家陳永華),和ISCM的主席(曾葉發,同樣是香港作曲家),及ACL的主席(陳錦標,亦是香港作曲家),進行緊密合作來設計整個大會及音樂節的節目內容,這種全由同一城市的作曲家來籌劃該兩大作曲家組織的周年活動,是空前甚至很有可能亦是絕後之舉了!
前後五年兩度舉辦這項國際性音樂盛事,很清楚地顯示出香港在回歸後,仍能夠在音樂創作的世界版圖上佔有一個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這既是因為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趨向成熟,亦有香港社會上的人力、物力等資源支援變得較為充裕的因素。
三次ISCM周年大會及音樂節,能夠將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的魅力,透過出席的作曲家,演奏(唱)家,藝術行政人員,廣泛地帶到全球各地之時,又能大大提升香港,和香港樂壇在世界上的地位,都是不言而喻之事。然而,更重要的是,這三次世界性作曲群英大會帶來的交流、討論、觀摩機會,對香港的作曲家,特別是年青一代的創作人,帶來新的刺激和啟發,大大改變了過去二、三十來香港的音樂創作生態,不僅有更多新一代投身音樂創作的行列,他們在音樂創作上的自信心、創作意念及視野,都開始超越他們的前輩,有越來越多年輕一代的香港作曲家的作品在國際性的音樂比賽獲獎,在海外眾多國家演出,甚至獲得委約。
頻密交流活動緊貼國際脈搏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轄下的IRC,香港自1982年由林樂培、吳大江、曾葉發帶同三首中樂作品前往交流以來,該項由香港電台和香港作曲家聯會代表出席的一年一度國際性音樂交流活動,在香港回歸後,每年繼續由香港作曲家聯會選拔出優秀作品,並由「CASH音樂基金」贊助相關作曲家出席交流,仍是香港音樂作品向國際傳揚的重要窗口。通過這項活動,香港電台第四台亦得以交換國際間的優秀現代音樂作品在電台播放,保持香港和國際音樂創作發展的聯繫。
香港的音樂作品除透過ISCM、ACL,及IRC三個窗口向海外傳揚,和由三個專業樂團帶到海外和中國大陸,香港音樂作品在回歸後,還因香港和各地的音樂家、樂團,在海外的演出激增,得以在日本、韓國、台灣、加拿大、英國、挪威、蘇聯等地演出。
回歸後向外「輸出香港作品」另一重要的「音樂大使」,便是1997年成立的中樂小組「龢鳴樂坊」。「龢鳴樂坊」除經常於香港的演出中加入香港作曲家的作品,更多次在海外安排香港作品,如2002年遠赴阿根廷首府布宜諾斯艾利斯,應邀參加第三十四屆國際交流藝術節(Festival Internacional Encuentros),和第五屆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音樂節(Buenos Aires I Internacional De Musica)演出,選奏的香港作品便有盧家熾的《霜醉楓林》、陳慶恩的《古道西風》、盧厚敏的《天音》、羅永暉的《清音寫照》,和陳永華特別為該藝術節創作的《逾萬山》。兩年後獲邀重訪,更首演了陳永華的新作《天蒼蒼》;2009年獲邀在「2009 芝加哥香港節」中演出,節目中排出三首世界首演作品,其中亦有兩首是香港作曲家特別為該次活動創作的新曲《無物之象》(伍敬彬作曲),和《A bliss: day in, day out》(羅家恩作曲)。
另一方面,韓國近年在現代音樂交流活動上增強,香港作品亦多了一個展示平台,如2007年6月中於韓國光州舉行,以「和諧及和平之聲」為題的現代音樂研討會及音樂節,便演出了陳永華的《地上的平安》。2011年在韓國大邱市舉行的國際現代音樂節則委約陳永華創作了中提琴、結他及低音提琴的《Wind Over the Grassland》。陳永華的作品,在香港回歸後,於海外和中國大陸的演出頻率頗高,2009年他還獲得墨爾本現代音樂節(Melbourne New Music Festival)委約寫作了一曲高音長號、低音提琴及鋼琴的《M+》,於墨爾本及塔斯曼尼亞(Tasmania)首府霍巴特(Hobart)首演。
以陳永華的經驗而言,他認為香港作曲家的作品在海外演出的機會日多,這並非是因為香港制訂了特別的機制和渠道將香港作品往外輸出,主要仍是因為香港作曲家和外面世界交流接觸增多,得以和各方建立關係,加強了大家的理解,這對作品獲得安排在海外演出便大有幫助。
相對而言,海外訪港樂團樂人在香港演出香港作曲家作品的機會,除了每年舉辦的「音樂新文化」外,祇會間中出現,僅是很個別的情況,仍和回歸前相差不大。
中港兩地交流未有預期增強
1986年的第一屆中國現代作曲家音樂節,對中、港兩地音樂創作的溝通發揮重要作用。當年到港出席的譚盾、葉小鋼、瞿小松、何訓田、陳怡等中國新一代的青年作曲家剛出道不久,但各人作品中的強烈生命力讓人印象深刻,而該次交流亦為各出席者打開新的視野。
香港回歸後,中港兩地在各方面的交流接觸日益增加,然而,在音樂創作的交流上,卻未有出現預期更為緊密的關係。1986年的第一屆中國現代作曲家音樂節要到2003年才再度主辦,且易名為華人作曲家音樂節,在香港大會堂舉行了四場音樂會,又在中央圖書館舉行了六場研討會。此類規格的交流活動,十五年來在中港兩地僅此一次。
至於香港大學於2000年主辦的第二屆全國旋律學會學術研討會,中心議題包括旋律形態結構及其相關的文化內涵、旋律的地方性、從創作過程及演奏習慣探索旋律發展的可能性、有關旋律之理論及研究,則是少數和音樂創作有關的中港兩地較大規模的學術活動。
同樣地,香港作曲家到中國大陸參加作曲交流活動亦未有預期的多,其中較重要的便祇有2002年陳永華、曾葉發和王強出席上海廣播交響樂團在上海主辦的中國現代音樂論壇,在論壇中演出了王強的小提琴協奏曲的第一樂章,曾葉發的《一調子》,和陳永華的《地上的平安》。
甚至由和香港關係密切的作曲家葉小綱創辦兼擔任音樂總監的北京現代音樂節,亦很少演出香港作品,2012年辦到第十屆才邀請了香港的樂評家周光蓁在音樂節的「中國美育論壇」之「融合媒體論壇」中,以「中西、南北交匯:近年香港管弦新作概覽」為題,介紹了中港兩地在香港演出的四首代表作。香港的是陳慶恩為笙和笛子與樂隊而寫的《風留韻事》,和伍卓賢為打擊樂與樂隊而作的《白》,都是香港小交響樂團為出訪歐洲創作的新作。
另一次較大規模的中港交流活動是2010年為期半年的上海世博期間,二十四個香港演藝團體演出一系列突顯香港特色的粵劇、中西音樂、舞蹈、戲劇、歌劇、音樂劇場、多媒體等節目。其中和香港音樂有關的,除了上文提過的香港管弦樂團在上海首演委約林丰的《融》外,還有香港中樂團演出羅永暉的琵琶與樂隊《千章掃》,「一鋪清唱」演出伍卓賢的《石堅》、香港青年交響樂團演出改編自顧嘉煇的電視劇經典名曲《獅子山下》。其中最突出的則是「香港非凡美樂」及香港演藝學院校友會,演出由盧厚敏作曲室內歌劇《張保仔傳奇》,在上海大劇院中劇場首演後,九月再在香港演出三場。
個別演出活動選奏香港作品的亦不多,除了上文已述及的三個中西專業樂團到大陸巡演會選奏香港作曲家作品外,較重要的還有2006年底香港青年交響樂團前往廣州、深圳、中山和澳門巡迴演出,曲目中有香港前輩作曲家林聲翕的管弦樂曲《愛丁堡廣場》。2007年慶祝香港回歸十年,龢鳴樂坊六月間訪問成都、北京,演奏了陳永華的《逾萬山》。2009年「管樂雅集」獲邀參加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節,亦演出了委約作品盧厚敏的《雨「五」》。
較特別的是1998年廣州星海音樂廳開幕,委約了陳永華創作了管風琴和樂隊的《星之海》。
至於中國大陸在香港演出的演藝節目在香港回歸後雖然有明顯增加,但在節目中演出香港作曲家作品的卻很少有出現。相對地,香港中樂團和香港管弦樂團在中國大陸巡演卻不時會安排有大陸作曲家的作品。
市場局限出版評論研究仍弱
至於在香港音樂作品的出版、評論,及研究方面,在香港回歸後,仍是較弱的一環。在音樂創作上的學術研究成果能為大眾得知的就更少了。
一個祇有七百萬人口的市場,現代音樂的錄音、樂譜出版效益確是很低,在這種情況下,經常出版正統音樂的唱片、樂譜出版社,在香港並不存在。樂譜及音樂書籍的出版十分零散,亞洲作曲家同盟香港區會成立後,較有系統的樂譜出版在1979後才出現,香港作曲家聯會並於九十年代先後出版過近廿本樂譜。
回歸後較重要的香港作曲家作品樂譜出版,計有香港藝術發展局贊助,於1998年出版的「施金波作品集」,及「林樂培作品集(1)鋼琴篇」、「林樂培作品集(2)小提琴篇」。此外,香港中樂團在2006年為林樂培舉行八十大壽音樂會後,亦於2008年將他所寫八首中樂作品結集出版了「林樂培中樂作品集--總譜2006修訂版」。至於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於1998和1999年間出版的八冊聲樂作品,內收三十八位香港作曲家一百一十四首歌樂作品,規模不少,這則應是香港樂譜出版前所未有的創舉。
另一方面,香港作曲家聯會在爭取得香港藝術發展局2010/11年度「多項目計劃資助」撥款四萬元,於2011年5月出版了四首中文合唱曲樂譜:陳偉光的《遊山西村》、林安淇的《尋尋轉》、李家泰的《竹露》及譚展輝的《登樂遊原》,每首一千份,大部份樂譜送往各圖書館、學校、公共團體、合唱團、聯會海外相關人士組織,及聯會會員。同時在出版後,與教育局合作舉行了「中文合唱曲之作曲技巧」講座,讓學校老師能更深入瞭解中文合唱曲;又與香港中央圖書館合辦「樂在創作中」展覽及講座系列,讓公眾人士亦能接觸到香港作曲家的音樂。這種加上配套活動,以求能更好將香港音樂作品推廣傳揚的做法,聯會會作為長遠的計劃來推行,奈何原設計一併印製CD錄音及其他樂譜,則因但撥款不足而要將原計劃壓縮。
至於香港作品的錄音製作,九十年代後,「雨果」及「龍音」兩間唱片製作公司成立,香港音樂作品的出版機會開始增多。「雨果」能調動中國大陸、台灣及俄羅斯的樂團、樂人資源來製作,應是至今出版最多香港作曲家作品的唱片公司。1997後以「雨果」品牌推出的香港作曲家作品專輯CD,較重要的便有1997年的「林樂培民樂交響作品:昆蟲世界」(HRP7147),1999年於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下,和香港作曲家聯會合作出版的「香港作曲家中樂作品:風采」(HRP7208)、「香港作曲家管弦樂作品:向卓越奔馳」(HRP7209)、「香港作曲家室樂作品:方圓芳源」(HRP7210),三張CD共收錄了十七位香港作曲家的作品。此外還有1999年出版的陳永華作品專輯「九州同」(HRP7184),2008年的「陳永華&香港中樂團:蒼茫大地」(HRP7271),2009年的「曾葉發」專輯((HRP7290)。同時,在其他大概十多張專輯中還收錄了香港作曲家陳能濟、羅永暉、林樂培、關迺忠、麥偉鑄、陳慶恩、陳錦標、蘇鼎昌、鄧文藝等人的作品,都是能達到國際級錄音水平的產品。
香港中樂團亦在2000年成立的現代音像有限公司合作下,結合音樂會演出,製作了一系列CD、VCD,和DVD產品,除了以作曲家專輯方式出版的「中國新音樂林樂培作品集」(2006年),其他產品中亦收錄有不少香港作曲家的作品。如「鼓」(2004年)、「黃安源的胡琴世界-胡琴之路Ⅴ」(2005年)、「絲綢之路幻想組曲」(2005年)、「鼓王群英會Ⅴ」(2006年)、「音樂養心」(2007年)、「郭雅志的吹管世界」(2008年)、「尋找他鄉的琵琶」(2008年)、「國家大劇院Ⅰ&Ⅱ」(2009年)、「山花醉」(2011年)、「香港中樂團名家篇--王梓靜」(2011年),和「香港中樂團名家篇—羅晶的箏情世界」(2012年)等。
有關香港音樂作品的分析評論,在報刊上發表的已不多,這不一定是欠缺有心有力者投入,主要仍是香港的媒體對發表此類評論欠缺積極性。為此,能結集成書出版的就更少了。不過,和香港音樂創作有關的書籍出版雖然不多,但在香港回歸後,仍有幾本很有代表性的著作面世,如中國大陸音樂學者梁茂春所寫的《香港作曲家》(1999年在香港出版),便對自上一世紀三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香港作曲家在創作上的成果作了頗為全面的研究分析;而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學者劉靖之用了兩年多時間寫成超過一百萬字的《林聲翕傳》(2000年)。該書厚達356頁,收錄了林氏作品之手稿、書信,附錄其生平年譜、照片,是珍貴的歷史記錄。
後記
本文撰寫時間頗為匆促,幸得各方有關人士高效率地提供相關資料(無法在此列出鳴謝了),加上過往一直都在收集、研究、撰寫相關的課題,才能成稿。但仍必然掛一漏萬,加上文稿已較原計劃的字數篇幅大大超過一倍,不得不將部份材料割捨,祇能留待再有機會時補上。
但在後記中,最後不能不補上一筆,那是發生在2001年,和香港音樂創作有關的大事。當年香港中央圖書館宣佈設立「香港音樂特藏」,收藏和香港音樂,特別是香港作曲家有關的各種手稿、書信、樂譜、資料、圖片等。這個資料庫在作為音樂家出身的圖書館高級館長鄭學仁的主理下,經過超過十年的收藏,藏品已日漸豐富,這將會成為日後研究香港音樂作品的重要寶藏。這一在香港回歸後才能成為事實的計劃,應是過去十五年來影響至為深遠的一項變化,特將之列在「後記」中,好能突出其重要作用。特以此為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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