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現實比電影更電影，我們解讀《毒戰》

作者：朗天

 

《毒戰》是否只是另一齣《非常突然》？放在中港矛盾的現實框架中，其同歸於盡的寓言直看得人怵目驚心。一種高度的曲線電影文化，承載着香港電影人的主體發聲，我們都聽見了嗎？

 

由杜琪峯執導，韋家輝、游乃海等編劇的《毒戰》公映，影片作為銀河映像染指合拍片大中華市場的又一嘗試，引起關注是自然的。銀河映像一度堅持香港特色而不肯配合內地審查制度，年前《單身男女》初試啼聲，票房反應不俗；《毒戰》走的是杜韋擅長的警匪類型，主題則直踩合拍片一度避走的「黃賭毒」禁區，大家都想一睹杜韋如何把他們的風格和香港元素，注入幾乎完全採用內地演員和內地城市場景拍攝的作品，能否左右逢源的成績。

 

工業考慮之外，針對杜琪峯作品的意識形態分析，《毒戰》彷彿也提供了頗供玩味的範例。

 

中港矛盾、文化衝突、本土呼喚，它其實表現了怎麼樣的創作意向，實現了怎麼樣的詮釋可能，都是可一再討論，深化思考的。

 

2009年以前，香港電影每年持續減產，業界呈現開工不足，青黃不接的種種現象，合拍片當道，表徵着舊有製作模式已無法適應新時代新要求的「港產片已死」論述，在現實找到了俯拾即是的證據。2009年之後，如從工業角度考量，市道其實沒有太大好轉，但港片復勇回歸的聲音開始愈來愈強，今年甚至有了主體性爆發的說法。為什麼呢？

 

不絕的曲線文化

 

同一堆現實數據，往往可以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詮釋。陳可辛、杜琪峯等在主權移交後一度抗拒北上拍片的香港導演，接連加入合拍大軍行列，人們當然可以視之為香港電影人終極「跪低」，揚棄港味，向現實低頭。但只要觀眾真的有留心他們所拍的「合拍片」內容，並且不流於表面，花點耐心仔細分析，不難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

 

2011年，杜琪峯和韋家輝聯合導演的《單身男女》，劇情上兩大港男代表吳彥祖和古天樂費盡心機，追求來自內地的女子高圓圓，部分不明就裏的本土派影評曾以之為背叛香港，討好內地觀眾之作，在《高海拔之戀II》繼起，與之形成對倒式解讀之後，堅持這種說法已無必要。必須指出，2009年後的合拍片正好表現了香港電影人，在經歷數年摸索和磨合後，似乎已找到怎樣鑽空間的方法；如何可以不失本身特色和風格之餘，通過審查，繼續賺錢。

 

關鍵詞當然仍是那兩個字：曲線！

 

反拍誘發詮釋

 

《毒戰》作為範例，確實可看得人興奮莫名，因為它示範了曲線可以去到一個怎樣的高度。曲線首先來自反拍。反轉來拍，之前劉偉強在《不再讓你孤單》已做得咬牙切齒。《高海拔之戀II》某意義上也是倒轉的，讓港男港女在內地繞一個圈，重新發現對方（和對方身上的「香港性」）。《春嬌與志明》則是同類互相發現的通俗變奏。《毒戰》的反轉移植更加明顯了，幾乎任何熟悉杜韋舊作的觀眾都可一眼看出，整部片的情節設計以至調度安排，根本便是《非常突然》（1998，掛名游達志導演，司徒錦源、游乃海等編劇）翻版，同樣有看似聰明神勇的型男警察、其貌不揚的傻賊，然後結局來一個出其不意的扭轉。兩片的不同，最主要便是把警匪身分倒轉：《非常突然》中的匪來自中國大陸，警察是港人；《毒戰》的匪來自香港，對抗內地民警。

 

翻用舊作點子，在新場景用新演員演繹換湯不換藥的故事，負面地看便是創意不足或躲懶圖僥倖，不過相信沒有多少觀眾會這樣看《毒戰》。（它絕不會是另一齣《大內密探零零狗》）再現並非無意識，它在在提醒觀眾它其來有自，並且通過對比令人發覺其相似，進而驚覺其相異，再進而探問其因，誘發詮釋，從而達到曲線目的。人們當然可把《毒戰》這中港逆轉視作為求生存的策略配置——合拍片不能拍壞差人，不能醜化中國形象，所以販毒主謀主犯都（必須）來自特區。是的，這當中當然有生存考慮，但《毒戰》的神采飛揚，大抵不是委曲求存的狀態下所能迸發。

 

明修棧道暗渡陳倉

 

警匪片類型一向有兩線走向；一線讓觀眾認同警察，除暴安良，另一線則讓觀眾反而同情匪徒。一旦引入臥底角色，情况便更形複雜：即使走第一條線，透過主角視角，觀眾也會發現黑道中人的情義和可愛。《毒戰》的曲線在於，表面上，它走第一條線，片中的孫紅雷是觀眾認同的英雄，暗地裏，它卻走第二條，古天樂才是編導注入真聲的「容器」。電影的複合，放在合拍片及中港文化差異的背景脈絡下甚至更加放大：內地觀眾比較容易覺得影片真的在反毒，歌頌人民警察；香港觀眾則不難看出一眾港人深入內地，最後與圍捕他們的警察爆發中港大槍戰的箇中隱喻。如果說《單身男女》並未做到兩邊討好（片末古天樂那句「我回地球」，焉知非福的意在言外，為大部分香港觀眾忽略），《毒戰》似乎是吸收了教訓，熟練地步向「兩頭蛇」之路。

 

這種表面拍給內地人看，港人看仍可嗅出「異味」的做法，並不由杜韋專美。如說陳可辛《武俠》（2011）的中港解讀尚有過度詮釋之嫌，則《寒戰》（2012）高舉辯證地擁抱法治（內地看是依法施政，港人看是港式核心價值宣言）、「非常時期要用非常手段」（人治的兩面詮釋），結果在內地打破港產片賣座紀錄，在港更摘下翌年香港電影金像獎九項大獎。

 

《毒戰》的非凡之處，在於不單止把港人關注的主題、港人習慣看的敘事方式、動作調度注入迎合內地市場的製作中，而是進一步成功延續作者風格；不怕你反過來拍，觀眾即使事先不看編導名字，還是可一眼認出那是杜琪峯作品，而杜琪峯這三個字，中港接受不同，但中港都有市場。

 

同歸於盡的命運

 

於是，沿着風格和導演簽名式前作的路線，觀眾不單認出了《非常突然》，還認出了七個港人來自《神探》（2007）中的「鬼」（分裂人格），再可上溯至《柔道龍虎榜》（2004）的「一氣化三清」（古天樂、郭富城和應采兒是一而三，三而一的角色分身）。

 

七個港人毒販，可否詮釋為都是古天樂的「鬼」或分身？這固然只是影評小趣味，重要的還是：透過反拍，編導成功地把《非常突然》結局原本的「九七」隱喻轉化為今天的中港「一鑊熟」寓言。年來李仁港的《鴻門宴》（2011）、劉偉強的《血滴子》（2012）、于仁泰的《忠烈楊家將》（2013），都依於「同歸於盡」，可能並非偶然。《毒戰》索性說過明白：警察（中方）從來都不信任企圖戴罪立功的匪徒（香港），結果雙方無法和解，只能「攬住一齊死」！

 

程翔在電影公映前發表了一篇題為《再問中共：香港民主化，你怕甚麼？》的文章，把中方不信任香港的底蘊歸結為三點：一、擔心香港會成為西方顛覆中國的基地；二、擔心香港出現一個植根於本土的政治勢力，從而削弱中方權威；三、擔心香港的民主化進程會對大陸產生示範效應，威脅中共「一黨專政」的地位。依此，《毒戰》片末孫紅雷垂死也要把古天樂的腳扣在自己手腕，大可詮釋為至死也不給你自由，至死也不讓你有民主！

 

民主化，在中共眼中，來自香港，是毒品，是冰，當然要杜絕，要撲滅。結局古天樂「惡貫滿盈」，編導也不怕把他接受毒針注射死刑的過程清楚放到觀眾眼前。斷氣前他不斷繼續表示可提供其他毒販資訊，以資「戴罪立功」。「我大把料！」他歇斯底里地呼喊。香港觀眾看在眼裏，自是別是一番滋味在心頭。

 

近來常聽人說，香港近年的社會發展實在太政治化、太戲劇化，現實比戲劇還像戲劇。另一方面，電影觀眾不難有電影比現實更像真實的體會。我不希望《毒戰》的中港寓言會成為中港預言；但當現實比電影更電影時，電影所說的事，其現實意義大體更不宜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