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近代視藝創作群展

作者：梁展峯

 

源起

 

綜觀本地當代視覺藝術家的創作，其議題主要關注文化中的本土性或城市生活，較少探討中西文化間相融或相衝的課題。張頌仁提出的「隱私性」[1]仍能概述本地視藝的近代發展，但展示在如威尼斯藝術雙年展一類國際平台上，「隱私性」的論述卻會落於「自我東方主義」（Self-Orientalism）的危機中，難逃「他者」（other）的想像。本展覽嘗試將本地近代藝術家的「隱私的體驗」體現為「東」（中國文化）、「西」（西方藝術）兩個中心之外的「邊緣位置」。在面對中國藝術的急促發展，以及在西方藝術教育的影響下，本地藝術家發展出的新方向。「東」是指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對本土文化的內在影響；「西」則指西方藝術史，特別是繪畫歷史，對本地藝術家外在的影響。遊走於「東」、「西」之間，承著其優勢，佔據一塊自由的「邊緣領土」；開拓出新視野。本展覽一方面想保持觀者對藝術創作的想像和闡釋空間，另一方面，又想強調藝術家的獨特心境，故借用日本動畫《新世紀福音戰士》（下稱《新世紀》）為類比，嘗試對本地藝術近況展開描述。

 

《新世紀》是九十年代後期的日本動畫作品，為日本動畫的時代風格的轉捩點，被視為「御宅族」[2]文化的佼佼者。故事中對拯救人類的少年機械人操作員的心理刻畫、含糊不清的故事軸線、引起歧義的多個結局，以及柔弱而優柔寡斷的男主角都成為期後日本動畫的典範。本展覧以《新世紀》作為類比，並不是要當下立論，而是本著開放的態度及想像作出意象式的回應——將本土過去與當代的作品作非線性的歷史關聯——如同《新世紀》，是對日本動畫歷史的回溯和挪用。

 

出生於六十年代的本土藝術家，既經歷了經濟繁榮的八、九十年代，同時體驗到九七回歸所引發的身份危機。他們承受著九七前後個人身份的思想衝擊，創作議題趨向個人生活的體驗以及身份的關注，正是上張氏所提出「隱私的體驗」的展現。七十年代出生的藝術家也許承接上一代「缺乏共同認同的價值和語言而注重個人零碎的感覺和回憶」[3]。新舊兩代的創作形式雖然類近當下西方的藝術模式，但其創作動機和關注則遠離西方文化或歷史脈絡，重於個人的生活體驗。「混雜」（Hybrid）的特質在形式及動機的選擇上也續漸鮮明。「混雜」雖是後殖民理論下描述香港本土文化的常用詞，但對於新一代的關鍵也許是混合後的核變而非融合。港式飲品「鴛鴦」正是這種「混雜」文化的地道體現——外表是中西相融，骨子裡就是非中非西。如果將七十年代出生的藝術家，套上「後現代」的文化框架，他們的創作，則可以落入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所述「去中心化」（decentralize）的文化邏輯：「……把生活中無數卑微的細碎一一混進他們切身所處的文化經驗裡，使那破碎的生活片斷成爲後現代文化的基本材料，成爲後現代經驗不可分割的部分。」[4]

 

香港的青年藝術—「絕對領域」背後的碇真嗣[5]

 

七十年代出生的藝術家，作品予人強烈的個人體驗傾向，如同《新世紀》中「絕對領域」[6]的另一呈現。當作品被理解為觀者與藝術家溝通上關鍵的進出口，相信只有「知音」才可藉著作品了解藝術家的心思。李傑與白雙全在創作上的關注雖然南轅北轍，但兩者對閒暇活動如：遠足、野餐、逛街；有著微觀與敏銳的觸覺，沈浸於閒情逸緻中自身的關注。同時，對藝術回應社會有著不同的理解和取態[7]，正如《新世紀》中的十六、七歲的少年機械人駕駛員碇真嗣負起拯救地球的責任之餘，卻有著個人成長的憂愁以及對拯救地球的無力感。年青一代關注個人成長和經歷的固然無可厚非；可是，當作品主題脫離大眾主流的口味，使觀者難以即時找到切入點，會給人一種想法——純粹抒發個人情感的創作風格。

 

中心以外

 

以往的香港藝術家多有放洋留學的經驗，相對地，年青藝術家普遍於本地接受教育，而且孕育本地藝壇。他們有別於過往藝術家，將西方藝術純粹的移植到本土。年青藝術家，能透過發達的資訊科技，遙距地理解或誤讀西方當代藝術和文化。於是面對西方藝術時，他們不再是絶對的敬仰和學習，反而是不降不卑的觀察和探索。另一方面，年青一代所接受的殖民教育，掏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近代部份，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地方文化；故此，他們對中國文化的關注傾向「懷古」多於「承繼」。實際上，他們在「東」、「西」兩個中心之外，對兩種文化的外在特質都能掌握，但未必能深入分析其核心內容及價值，反而使年青藝術家放下歷史、文化背景，輕鬆地「使用」（或挪用（appropriate））兩種文化的特質。

 

香港美術史一向缺乏學者作宏觀梳理，研究通常流於單向的官方論述或個人的零星註腳。如同《新世紀》中的源於消失了起點（原東京市）[8]的「新東京」，香港美術史脫離於中國現代美術史中軸之外，與之疏離和斷裂，遠離中國現代藝術之中心論述不斷自我衍生。

 

年青藝術家無論在媒介的運用上，還是關注的課題，都是多樣、多方向的。這種狀態早在後現代理論下以「混雜」來理解和正名（legitmate）。如果「中西融合」成就了過去的「新水墨運動」，新一代藝術家如梁嘉賢和張美寶的作品，以中國畫手法描繪日本漫畫人物的扭曲造型、日式玩具，則顯示了他們對地緣文化的差異上，是選取多於探討和承繼，並從關注地緣文化，轉向生活在城市中的個人成長和記憶。

 

藝術家的「出走」

 

有說每個藝術家都不安於現況，渴望離開家園，期待在另一處尋找他們藝術的烏托邦和真理。如果香港藝術的起點是源於廣州藝術家南下的「遷徙文化」，如果香港藝壇是當年的烏托邦，香港藝術家的第一次「出走」是六、七年代，藝術家到歐美和台灣留學，並將西方的藝術經驗帶回來。面對當時中體西用的「新水墨」熱潮，留學歸來的藝術家既引入西方的裝置藝術，亦續步嘗試建立本土藝術特質和文化身份。本地中西藝術遂在這環境下各自發展，中西藝術融沖情況，延至九十年代亦未見進一步突破。隨著本土經濟迅速增長和城市高速發展，藝術語境的焦點從「中」、「西」轉向「城市」與「個人」的二元論述。七十年代出生而活躍於九十年代的年青藝術家，孕育於電視文化和資訊泛濫的電腦時代，日常生活的消費文化和急速的生活節奏，將他們從宏觀社會關懷轉向以個人生活的關注和取向作為基礎。《新世紀》中的碇真嗣作為駕駛機械人，拯救地球是他的工作（任務），也是他人對碇的期許，碇欲成為駕駛員，純粹因為尋求個人解脫——修補與父親的關係和與其他人的疏離。如果藝術是創作人的「任務」，七十年代出生的年青走出過往對文化「戰爭」的宏大使命（文化的融與衝），以個人實踐為起點，身體力行的展示自己的文化選擇。

 

城市中的個人

 

年青一代藝術家的作品偏向「個人化」，是亞洲發達城市的普遍現象。朱其在策劃「新亞洲、新城市」[9]時指出，國內和韓國年青藝術家既對傳統文化具疏離感，亦對社會議題傾向個人化的思考和反省。本地的226工程和白雙全的作品，同樣緊貼藝術家個人的城市生活和社會議題及新聞，其藝術形式反映個人對議題和對象的投入或參與，有別於前輩對社會和生活傾向客觀和抽離的觀察。土生土長的新一代亞洲青年在高度西化的社會和教育體制下，面對西化（現代化）的日常生活和模糊的本地傳統中，再一次「出走」——走出地緣文化差異的角力以及「社會」與「個人」的兩極，繼而走向「城市」中的「個人」自處和解脫。

 

藝術．博客—創作如同寫blog，就是要抒發

 

藝術與博客（書寫）被視為能回應或反映社會現實的媒介之一，然而其基本價值依然是個人表達的自主[10]。博客以虛擬的網絡世界作為場景，文字與圖象作為個人意識的載體；藝術在被界定的空間為場境，以藝術語言為載體。相對於網絡世界，藝術的展示空間更遠離日常生活的場所——只有特意來參與藝術活動的觀眾才會到藝術館或展覽場地。另一方面，藝術作品的個人化內容，凸顯了作家與觀眾構成「小圈子」社群。而互聯網的普及，讓博客社群免於此極端的小圈子現象。

 

在不成氣候的本地藝術買賣市場下，香港（視覺）藝術創作者與博客人都是「業餘」的專業者，這也許合乎薩伊德（Edward Said）所提出的流動知識份子的優勢，而又不免陷於個人的孤立狀態之中。香港的緊張生活和工作壓力都是使（純）藝術創作傾向一種業餘的狀態的主要原因——藝術創作通常是日常工作以外的「生產活動」。「業餘」指向個人工餘生活的選擇，與日常工作在時間、空間與精神上是對立的，故此當創作成為「業餘」的時候，同時暗示當中的私人性。假如創作的目的是要與他人溝通，藝術創作和博客寫作都屬於被動的——等待點擊（click-in）回應。雖然互聯網的普及，讓個人網站和博客得以流行，讓「虛擬」的網絡世界成為個人對公眾展示個人思想和意見的安全區，但個人化的內容和表達狹窄議題，未必吸引大眾讀者，收狹「小圈子」與其他社群間對話的可能。劉學成和黃慧妍的作品都顯現鮮明的個人藝術形式，重要的是其創作內容的個人化或圈子化，正是走向重視個人自處，堅持個人價值觀的實踐——這也許就是藝術創作的根本慾望。劉專注於物料間詩意聯繫的美學價值，以個人抒發變成創作基礎，堅持作品的文學性與詩意即堅持個人的美學觀和價值觀。黃的作品出於對日常物品的主觀和圖畫化的複製。她雖然強調當中對藝術創作和作品的「去神聖化」（demystify）傾向，以圖畫化的再現（representation）將作品融於真實生活之中；但被選擇複製的對象或物件，實際是取決於展覽脈絡（contextually specific）或在地（site-specific）的考慮。在本世紀初，杜象（Marcel Duchamp）提出把「選擇」成為美學手段，在現代社會中它亦是展示意識形態的消費活動。對日常物件的選擇已成為一種消費意向的反映；是一種關乎個人的消費和選擇。

 

展覽中的作品和藝術家的組合，既有源於個人歷史，亦有關注當下社會；既不純粹歸入單一類型，亦不無章法或脈絡。他們對大歷史的介入和改造，可能不觸為動或是有心無力，在此以尹吉男近年在國內策劃的青年藝術家群展的隨筆[11]作結：

 

關於個人歷史——

 

「……新生代的生活概念差不多是個人自傳，他們的挑剔針對著壓重，他們的無聊針對著崇高。他們自然而然地用近距離的方式表達近距離的生活——體驗自我是他們最重要的主題。」

 

關於當下社會——

 

「……他們（對生活）的距離感是零度，既不是美化生活，也不批判社會或挑剔自我。他們只是讓各自想像出來的圖象在同一個撲克牌遊戲中流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