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新詩卷》看早期香港詩人筆下的「香港」

作者:馬世豪

發表日期:2016 / 01 / 08

藝術範疇:文學

發表平台名稱:港人字講

發表平台類別:新聞/文化/藝評網站

主題:香港原創/新作/藝術家或作家評論 / 本土經驗的呈現

 

香港教育學院陳國球教授於二〇〇九年開始主持《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編纂計劃,至二〇一四年陸續完成和出版。其中《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新詩卷》(下稱《新詩卷》)更獲得2015年香港書獎,可見這套書的出版意義受到社會肯定。然而,關於《新詩卷》的評論文章卻並不多見,而當我們談論它的價值時,往往以保留文學史料和文獻等角度說明。文學雜誌和報刊的文藝版是香港主要的文化生產重鎮,發揮重要的文化傳承的作用,《新詩卷》的主編陳智德博士檢視早期文學雜誌和報刊文藝版,看盡一手資料,規劃有序地編排全書結構和章節。《新詩卷》的介紹說:「本卷選錄1949年以前在香港發表的新詩,根據目前所見的文獻資料,本卷實際選錄1925年至1949年的作品,橫跨戰前時期、抗戰時期與戰後初期的不同階段,編選原則是兼容不同時期的各種流派和風格,藝術價值與文獻價值並重。」它的文獻價值不容質疑,但是我們該如何評價它的藝術價值呢?

 

事實上,主編《新詩卷》的陳智德博士在〈導言〉中強調:「除了選出經得起時代考驗的佳作,更期望透過具體作品,勾勒香港新詩從最早至一九四九年間的歷史輪廓,使讀者透過一種新文體的發展,獲得一種歷史意識,進而反思新舊時代不同變化的軌跡。」(註1)所謂「新舊時代不同變化」,其實可以理解為當時的詩人如何透過詩來呈現香港,突出今昔香港的不同。翻閱《新詩卷》內收錄的作品,不乏詩人書寫香港都市形象的詩作。詩人不是記者,詩亦不是鏡子,究竟詩人怎樣書寫「香港」?他們筆下的「香港」是何種形象?有何意義?值得探討。因此,本文從《新詩卷》分析早期香港詩人筆下的香港都市形象,思考這些呈現出來的「香港」形象有何的意義。

 

以書寫都市來批判社會

 

早期香港詩人筆下的香港形象,大多以都市的形象呈現在詩作中。從歷史的角度分析,二、三十年代的香港屬英國殖民地時代,是工商發展較周圍的珠江三角洲發達,都市化的趨勢亦較明顯,所以不少詩作皆將香港以都市的形象呈現。但是,由於當時廣東省和香港的地域界線較模糊,邊界概念亦不明顯,所以香港詩人未必以明確的香港主體身份來書寫香港。不少作家以書寫都市作為中介,以批評的角度出發來書寫香港的都市形象,批判都市帶來的各種問題,呈現社會的黑暗面,矛頭更指向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其中袁水拍的〈後街〉是代表例子。這是一首長詩,共九十九句,中間沒有停頓,先看看它的開首:

 

「後街,九龍租借地

小押鋪的後街

「麻雀耍樂」的後街

潮濕的失業的日子

兇暴的下流人出出進進

在賭場的煙和咒罵裏

咭咭咭……直上三樓的扶梯

搽三仙一匣雞蛋粉的娼女

街心的流浪是丈夫

他們有壓扁的臉

壓扁的性情

花柳病和癆病

扶梯上各人家燒紙燭。

因為我們,噯

大家都是窮鬼」

 

袁水拍本名袁光楣,一九三五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一九三八年來到香港,並在一九四〇年起擔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理事,一九四二年離開香港後,加入共產黨。在港期間他積極參與文學工作,例如投稿到《立報》、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星座》和戴望舒與艾青合編的詩刊《頂點》等。袁水拍以左翼批判的角度,將香港刻劃成一個壞透的都市,充滿病人和三敎九流的人物,反映香港的貧窮景象,「大家都是窮鬼」,暗示資本主義是導致問題的根源。因此,全首詩圍繞這個問題反覆展示香港的社會的黑暗面,並且直接在詩中帶出議論,例如:

 

「那些無盡的無數的房屋

和螞蟻蟑螂老鼠

木蚤的後街

印度巡捕的後街

牠們吸我們的血

我們這樣地敬重著牠們

我們在昨天今天明天

呼出最後一息氣」

 

「牠們吸我們的血」正好將資本主義對大眾的剝削形象化地地突出,直接表達出詩人的主觀態度。事實上,尚有不少詩人以批判的角度來處理香港的都市形象,例如何浧江的〈都市的夜〉:「夜是黑暗的,社會也是,尤其是城市,/挪揄,奚落,白眼,嘲諷,一串尖刻的針,/一個市集裏,懷抱着兩個世界不同世紀/的人!」這些詩的批判性建基在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中,並以較淺白的批評語言務求引起大眾共鳴,表達政見,可與中國內地左翼作家建設的批判現實主義一同討論。

 

以書寫都市來反省「都巿」的意義

 

除了批判外,不少詩人以細緻的觀察刻劃城市的面貌,以書寫都市來反省「都巿」的意義。「都巿」除了是一個現實,更是一個思考空間,反思由「都巿」帶來的變化,反思現代人的精神面貌,劉火子的〈都市的午景〉是其中代表作,書寫香港的都市繁榮的景象背後:

 

「金屬的鐘音迴蕩於都市之空間,

一下,一下,緊敲著人們之顆心。

於是標金局裡的人散了,

堂皇的寫字間也空著肚子

看那意大利批檔的門階,

流注著白色的人流,

而雪鐵龍車子又把這人流帶走,

一隊,一隊,水中的游魚哪!

 

白色的人流把Cafe的肚子充實了,

豐滿的Tiffin,奇味的飲品,

雷電x播散著爵士歌音,

一口茶,一口煙,

笑語消磨這短促的一瞬。」

 

劉火子一九一一年在香港出生,成年後長期從事新聞出版工作,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作家。在這首詩中,他刻劃了一個香港都市面向:大家在都市內各自生活,看似充實,並在忙碌的工作過後,尋找休息的空間,飲酒跳舞,但內心的精神又能否得到滿足?在劉火子筆下,香港人的精神面貌是空洞的:

 

「金屬的鐘音迴蕩於都市之空間,

一下,一下,緊敲著人們之顆心。

於是煩雜的機聲戛然停止了,

黑洞洞的機房放走了人,

揩著汗珠,喘息!

低矮的門階,

流注著黑色的人流,

涼風拂去心之鬱抑,

才知道陽光那麼令人可愛!

肚子空了,走吧,

行人道上游著疲憊的人魚,

 

街頭,渠邊,蹲滿了人,

兩碗茶,一件腐餅,

耳間還存著權威者吆喝的厲聲,

一陣愁,一陣怨,

悲憤消磨這短促的一瞬。

 

長短鐘針交指著正午的太陽,

說這是最平等的一瞬吧;

而地獄與天堂間的距離呢,遠著呵!」

 

劉火子筆下的香港是「地獄」,香港人營營役役,生活欠缺意義,只為工作和生活而拼搏。開首和結尾的「長短鐘針交指著正午的太陽」暗示時間的流逝,香港人每日的生活卻擠滿了各種鬱抑、疲憊和悲憤。劉火子並沒帶有強烈的批判態度,反而以呈現的方法,向讀者展示都市的空洞感,引起讀者反思。劉火子的觀察停留在城巿的表面,另外一些作家卻從書寫都市表面形象中,從哲學層面思考都市的意義,李育中的〈維多利亞市北角〉是其中的代表作:

 

「蔚藍的水

比天的色更深更厚

倒像是一幅鋪闊的大毛毯

那毛毯上繡出鱗鱗紋跡

沒有船出港

那上面遂空着沒有花開

天呢却留回幾朵

撕剩了的棉絮

好像也舊了不十分白

對岸的山禿得怕人

這老翁仿佛一出世就沒有青髪似的

崢嶸的北角半山腰的翠青色

就比過路的電車不同

每個工人駕禦的小車

小軌道滑走也吃力

雄偉的馬達吼得不停

要碾碎一切似地

把煤煙石屑潰散開去

十一月的晴空下那麼好

游泳棚却早巳凋殘了

十一月一日」

 

李育中一九一一年一月生於香港,一九二九年開始創作,是當時重要的詩人。〈維多利亞市北角〉原刊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南華日報‧勁草》版,陳智德在〈隱退了的城市書寫〉中指出,「(〈維多利亞市北角〉)記錄了早期北角城市發展初期的面貌,特別提到電車路上的運煤工人,以及附近的山勢、海港、地貌等,特別寫及當中那荒蕪與發展並置的氣氛,為我們勾勒出一個初生的都市地貌。」(註2)這首詩並沒有批判城市的發展將周圍帶來破壞,反而提醒我們變化帶來的意義,「十一月的晴空下那麼好∕游泳棚却早巳凋殘了」,文明已隨城市帶來,城市景觀亦將變化,過去的東西或因此消逝而可惜,但文明又是否一定帶來不堪?李育中沒有答案,留待讀者思考。另一位詩人盧璟的〈新墟呵,新墟〉,描寫新墟士多的面貌,同時呈現時代景觀變遷帶來的時代變化。「盧璟」是筆名,真正身份是達德學院學生俞百巍。新墟位於屯門,當時屯門是鄉郊地方,很少作品觸及,這首詩風格寫實但卻留下思考空間:

 

「角落裏,一個油煙污黑的灶

一根竹竿,掛著

幾條暗紅色的豬肉和牛肉

爬滿了蒼蠅

灶角上堆了些白菜,和麵條

這裏,還有一問剃頭店

長時有人躺在剃頭椅上

歪著嘴在挖耳垢

兩面不一樣大小的鏡子

左邊一面照出人相是長頭的

右邊一面照出人相是凹臉的

店門口堆著垃圾,死老鼠和死小雞

而且天天晾著大大小小的衫褲

你一定會想到你也曾到過新墟

並且對它非常熟悉

無論你從幾遠跑來

你都覺得新墟沒有陌生的痕跡

你會說「什麼都似乎見過的」

你會和麻臉的老闆點頭

而他也很自然地和你招呼

新墟呵,新墟

它的血流得很慢很慢

而且,它不安地沉睡著……」

 

這詩提到新墟與內地某些景觀類近,原因除了想連繫新墟與內地的事物以作對比外,亦由於作者被新墟的景觀觸動他過去生活在內地的記憶,所以全首詩並非只是描寫城市,更注入抒情的元素,在節奏上和形式上配合詠嘆的功能,將冷漠的新墟給予多一層追憶舊事的主題。盧璟不全是批判新墟,反而以帶反諷的語言和呈現的筆觸,帶出反省都巿意義的主題。

 

以書寫都市來喚起抗戰意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七七事變」發生,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雖然香港當時是英國殖民地身份,英日尚未開戰,但由於當時省港澳身份建立,人口亦以華人為主,香港人非常關心抗日戰爭,不少詩人亦以此為題。當時不少國內作家南來香港參與地下工作,同時亦參與創作抗日戰爭的作品,宣傳抗戰,例如徐遲於一九四一年〈太平洋序詩:動員起來,香港!〉:「暴風雨,來吧!來吧!∕太平洋的碧綠的波浪/本是溫暖的太陽的愛人。/現在暴風雨來了!來了!……」全首詩以直接呼告的方法,鼓動香港投入抗戰。不過,徐遲的身份是南來作家,整首詩的內容未必是香港本位,反而淵魚的〈保衛這寶石〉卻是少見的以香港本位出發的抗戰詩:

 

「昨天,東方的里維拉

今天,太平洋的前哨

昨天,燦爛的燈火,皇冕上的寳石,

今天,空襲下的街市,鋼帽和步槍。

昨天,消夏別墅的迴廊,

印着主人腳上的沙,

但是,今天蘇格蘭的軍笛響了,

加拿大的高大的客人們上前線,

中國的孤軍再也不必「逃」,

印度的騎兵隊初試他們的戰馬,

「保衞香港,粉碎侵略者」

———是暴雨似的一個答覆

這裡有全香港的聯隊,

我們有全世界的援助。

打開地圖,日本的島嶼掛在太平洋,

像一段腐爛的盲腸,

讓太平洋的海岸線像手一樣

攜成一個大圈

打擊共同的敵人,法西斯日本,

讓太平洋上的島嶼,

排列成隊,

打擊共同的敵人,法西斯日本,

讓戰爭的火焰強壯地跳躍吧,

浣洗這地球上的醜惡。」

 

「燦爛的燈火,皇冕上的寳石」中的「燈火」和「寳石」借代為香港的都市面貌,全首詩一句「保衞香港,粉碎侵略者」,直接表達香港本位的抗戰態度,而從其內容而論,亦將香港並列為「太平洋上的島嶼」,成為其中一股重要的抗日力量。相對但彭耀芬的〈燈下散詩〉的〈邊境即事〉和〈夜〉卻有別於直接呼籲抗戰的方式,這兩首詩以書寫都市來喚起抗戰意識並透過都市的被戰爭帶來的頹敗而傅達抗戰訊息。例如〈邊境即事〉:

 

「新界的邊境

有著破壞的火

更有發抖的刺刀 釘靴嚙在土瀝青上

而邊界外更有醜陋的暴漢

 

粉巔墟頭十室九空

紛紛攜袱逃亡 情堪狼狽

逃到那裡 逃到那裡

桃源人開始聽到一口不安定的砲」

 

彭耀芬曾在淪陷時在新界參加東江游擊隊,不久病逝,關夢南在《香港新詩——七個早逝優秀詩人》中形容他是香港重要的早逝詩人。這首詩記錄了他的戰爭經歷,「粉巔墟頭十室九空」告訴大家,本來繁榮的粉巔墟已被如「發抖的刺刀」和「醜陋的暴漢」般的日軍壓境而變成廢墟,只有擊退日軍才可重造昔日「桃源」,可見詩人透過描寫城市被破壞,喚起抗戰意識。不過,彭耀芬的立足點與淵魚不同,他仍以中國抗戰的角度創作,所以〈夜〉寫:

 

「向戰爭吧

彈下頰上的苦淚

穿上新編的草鞋

我要做新中國的戰士去」

 

香港投入抗戰是為了「我要做新中國的戰士去」。假如你用狹窄的本土意識分析,或會否定這些抗戰詩的價值,但正如上文所言,當時主流未必有強烈的本土意識,而且省港澳一家的觀念較強,所以這些抗戰詩的價值不容忽視。

 

從上文的分析可見,早期香港詩人筆下的香港都市形象,主要有三種作用,第一種是批判社會,第二種是反省「都巿」的意義,第三種是喚起抗戰意識。早期香港詩人透過建構香港的都市形象,透過詩作呈現這些思想,並運用不同的藝術技巧。新詩在當時作為一種具有實驗性的創作,早期香港詩人的城市書寫的內涵十分豐富,這一方面顯示香港文學在很早階段已有很高成就外,從文化身份的角度切入,香港是中西方的中介,複雜的文化身份造就出這個文化空間。我們不知道當時的香港詩人是否留意到這種香港的特殊身份,但從他們的詩作中,我們見到的香港是充滿多元性和複雜的層次,這的確與香港的城市身份(殖民地,非國家或農村)有密切關係。閲讀《新詩卷》,我們除了可以了解這些早期香港新詩文學上的意義,更了解它們的歷史意義,讓今天的香港人更加認識當時香港的歷史和文化。

 

註1:《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新詩卷》(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頁43。

註2:陳智德:〈隱退了的城市書寫〉大公報,2012年9月16日。

 

原編者按

編彙《香港文學大系》的出版是香港文學劃時代的事件,為香港文學修史奠下的基石。本專輯配合香港文學評論學會最近辦「香港文學有故事」系列講座,探討香港文學史料收集與編彙的重要與成果。第三篇由香港文學評論學會理事馬世豪從《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新詩卷》分析早期香港詩人筆下的香港都市形象,思考這些呈現出來的「香港」形象有何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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