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俞若玫
如果這個展覽本身就是一件旗袍，大概就是誇張元寶領，腰線明顯，喇叭袖子，盡顯中華文化奇趣及女性曲線，布料是透明色丁，周身錦鏽，下襬奇長，華麗而密實，惹不起任何遐想；近看，不得了，原來是某某名媛捐贈，曾參加香港小姐競選，胸前赫赫看見兩個牌子商標，女性、身體、選美、文化符號、名牌贊助這個關係直接得不需多說了，如果你忽然認真，要追問旗袍跟政治變遷、女性身體、階級、區域的關係時，甚至香港旗袍師傅狀况和工藝的發展，對不起，這個展覽炫目好看，延伸閱讀嗎？還得靠自己另找方法。
現正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的「歷久常新——旗袍的變奏」，內容豐富，趣味娛樂並舉，入場費十元，可以隨便拍照，有懷舊電影、南國雜誌、港姐選舉片段可看，真是很不錯的夏日合家歡節目。只是，我此等煩友，趣味外，也想得到知性的增長，最不是味兒是為何官辦的展覽，最後部分要為兩個時裝品牌宣傳？名媛介紹，捐出了什麼什麼也罷了，為何我要知道某某商業品牌的設計特色？如果真要「經典重現」，認定旗袍是中國文化重要符碼，為何只從消費者角度？生產者——旗袍師傅在哪？現在只有一小角擺放了師傅用具，有一段只長兩分鐘的訪問片段，連師傅姓什名誰都沒有文字介紹，原來香港今天只有百來位在世師傅，他們處境如何？製作旗袍的難度在哪？如何去欣賞旗袍的手藝？一一從缺，遙對華麗有餘由名媛借出的五色展品，旗袍師傅受到的尊重是那樣的稀薄，冷待他們對手藝的執著，有錢就買到手工？名牌又等於上品對我而言，這部分展示的正是文化空符商品化、全球化，正如北京奧運禮儀小姐那條大紅大花的旗袍制服，是大量生產的東西，不會問手工如何，重點是感覺很中國。
展覽按時序，線性進行，縱向地以實物、以影像來展示旗袍物質上的「變」，但此變其實跟什麼最有關係？穿旗袍的大都是女人罷，當中是否女人變了？看得出，展覽設計者有考慮此等面向，例如，原來民初時已以高瘦為美，「高得與鼻尖平行的硬領」的元寶領，一時成為風尚，是為了製造瓜子臉的假象；而「『喇叭管袖子』飄飄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張愛玲，《更衣記》）可見女性身體某種程度的解放。
但，旗袍經歷了改朝換代的辛亥革命、文化新思的五四運動、新生活運動、洋人開商，日本侵華、廣告的風行、女子大學出現等等重大改變，除了體現在腰線寬窄、衩口高低、下襬長度外，有沒有更多文化意義上的關連，更多的解說？旗袍本是旗人之袍，但「五族共和後，全國婦女突然一致採用旗袍，倒不是為了效忠滿清，提倡復辟運動，而是因為女子蓄意模仿男子……」（張愛玲，《更衣記》）已顯出旗袍注定是中華女子革命的基地，是服飾政治的場景。
其實，辛亥革命之後，社會出現過一段不知穿什麼的混亂期，男子束髮長袍，還是斷髮西服呢？如何體現現代化又保留中國特色？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也曾下令禁穿旗袍，但阻不了女子自由的意志，大都不理，當中原來青樓女子及學生同是潮人先驅，有報紙漫畫大嘆：「誰是妓女，誰是學生」。而青樓妓女，創意達人，會把小鈴縫在褲腳，或在絹花裏藏小燈泡等等（詳見吳昊，《都會雲裳》——細說中國婦女服飾與身體革命），既懂得展現身體，也顯得自強反叛，也是服飾民主化很好的例子。當然，這些不會在展覽看到。
但我們看到活潑美麗的女學生。自己最愛看的就是「文明新裝」的圖片部分。民國初年，不少學生到日本留學，帶回來了日本的學生時裝，衍生了後來由孫中山定式為國服的「中山裝」，而女學生也開始剪短髮、穿長褲，紛紛穿起「文明新裝」，不單行動方便、簡潔素樸，也就是服飾與思潮結合，要跟「新文化運動」合流，體現追求科學、民主、自由的現代化精神。不明白，為何展覽連五四精神也懶提呢？（詳見華梅，《中國服飾》）
除了細看朝氣沛然的女學生照片外，月份牌及煙盒圖也煞是好看，那一組名為「百美圖畫卡」，讓人看到二十年代間的女子活動自由，多才多藝，健康好動，什麼「對月數懷」（彈琴）、「收畫山水」（書畫）、南嶺尋梅（郊遊）、波場耍樂（打球），獨立自主，行動力強，比今天女子可能更強。
但時間去到五、六十年代，便是電影、廣告、名人明星的世界，旗袍美麗，卻更少扣連社會脈絡，也少了尋常女子的蹤影。主體群族愈來愈窄，跟一般人關係也漸遠，如某幾間學校的校服（當中旗袍變校服，自由表達到制服規範，很值得細想）、香港小姐比賽選舉選段（旗袍已成為純粹觀賞女性身體的道具）、名媛訪問、名牌介紹都跟大眾日常關係不大了，單純地讓觀者獵奇，從炫目得到樂趣。女子自強力量在社會是否也是「歷久常新」？聰明的符號商人會跟你說是。
積極一點去想，繼續引用袓師奶奶《更衣記》的金句：「時裝的日新月異並不一定表現活潑的精神與新穎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滯；由於其他活動範圍內的失敗，所有的創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區域裏去。在政治混亂期間，人們沒有能力改良他們的生活情形。他們只能夠創造他們貼身的環境——那就是衣服。我們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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