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查映嵐
實情是，我們都沒有看過那個名為《我愛我家﹣城鄉生活藝術展》的展覽（下稱城鄉展）。除了確實在2013年7月14日當天跑到屯門市廣場的極少數人外，對於展品的內容、展覽的設計之類，我等其實都無從置喙，所以討論一直都集中在「商場作為展覽場地」和「展覽被中止」這兩點之上，也就是空間與權力的問題。由於本人也不幸地無緣參觀展覽，手上僅有第二手資料，接下來我要說的，也離不開這套路，但我想先從一段虛構的情節說起。
在小說《大師與瑪格麗特》的高潮，女主角得到撒旦的幫助，終於與被囚禁在精神病院多時的大師重逢。撒旦初會大師，對他所寫的小說深表興趣；大師卻表示他早就把手稿燒了。撒旦卻回道：「那不可能，手稿根本不會焚燒。」話音未落，他的隨從大黑貓已畢恭畢敬地奉上那疊早就扔到火爐中的手稿，椅子上還堆放着過往被焚燒的千百疊手稿，全都完好無缺。
“Manuscripts don’t burn”﹣這話後來成為天下受壓迫的創作者的共同呼號。所謂政治不能毀滅創作，似乎太阿Q，歴史彷彿要嘲笑布爾加科夫的天真，就在他病逝前兩個月，另一位著名蘇聯作家巴別爾被處決、大量手稿被充公銷毀，令多少人為之扼腕﹣對照這樣的現實，「手稿不焚燒」的呼喊似乎更顯空洞無力。然而我們身處社交媒體的年代，要查禁變成宣傳，有時只需要幾個分享和讚好，很多時候愈是要禁，愈是欲蓋彌彰，是故旅德作家廖亦武有「中國最暢銷禁書作家」這一荒誕的稱號。
是我扯遠了。孩童亡故，是為夭折，背後是天命不可違的無奈與悲愴；但在城鄉展事件中，策展方和參展創作人並非全然處於被動的位置。根據當事人解釋，展覽之「夭折」，實乃協商失敗後信和與策展方的共同決定，不過起因無疑是商場方面的工作人員擅自拆下及「屏蔽」部分作品，事前沒有徵詢藝術家意見，事後亦堅拒還原藝術品。無論地產商如何試圖自圓其說，這也是明明白白的政治審查；卻也多得這樣大張旗鼓的審查，令這個壽命比蜉蝣更短的展覽，在極速完結後仍然餘音裊裊，漣渏漾漾，文藝腔的說法是「添上了一抹傳奇的色彩」，如果有人統計了審查造就的PR value，也肯定是令人驚喜的。看樣子，art also don’t burn。
既溫和又危險的「城鄉共生」
信和方面在新聞稿中表示，城鄉展被取消的原因是「部分展品有違展覽主題及原意」，那麼要理解信和的行動，就先要問：他們所說的展覽主題及原意到底是甚麼。其實對地產商來說，談農業本來沒有甚麼問題，鄉村、農田，也都是可供消費的。如果說，我們在商場中庭設置鄉村風味的backdrop、雕塑／擺設，再請丁丁企鵝和聾貓跑出來和小朋友參觀人士握手擁抱拍照，那樣既可帶旺人流，又為商場樹立重視保育的正面形象，甚至可能增加場內有機商品的銷路，隨時一舉三得；看過展覽的遊人下次可能會帶孩子去摘個荔枝甚麼的，來個「親親大自然」的合家歡之旅...... 確實有這樣的方式，可以把農村的概念和收地、滅村、破壞生態等敏感字眼完全分割，百分百政治正確地展現農村。
反過來說，若展覽有悖資本主義、發展主義與消費主義的邏輯，則必然是違背地產商「原意」的。「我愛我家」、「強烈要求城鄉和諧共存」、「當曲終人散 派對完結時 你還會在我的身旁嗎」——大部分人根本看不到這些語句到底敏感在哪裏，而商場寧可面對展覽在首天突然腰斬的尷尬局面，還有隨之以來的負面形象，仍堅決取締這些作品和說明，正因為導致他們失措的原因根本不在於特定展品的內容，而在整個展覽的「危險性」。
說到這裏，不如我們來看看參展人事後發出的聯合聲明說了甚麼：期望透過與市民分享新界某些村落的家常故事，鼓勵他們進一步明白家和土地的緊密關係，思考和想像如何承傳家園人情，最後是強調生活應有選擇。(1)（以上是我的撮要）應該說，地產商也談選擇，但最好是在他們提供的選擇以外別無選擇，你可以選擇 A. 在商場盡享購物樂趣 B. 在商場吃遍全球美食 C. 在商場看最新上畫的超賣座大片....等等，但請不要選擇 Z. 以上答案皆非，不在商場消費。城鄉展談的選擇，卻是在都市生活以外的另一種選擇，一種過去大部分人都未有意識到、自然也無從了解或尊重的選擇。
資本家推崇分割與斷裂的邏輯，他們渴望建立的，是人與物之間的關係，客體必然是不斷被取代、切換的；在消費的國度裏，人情本來就應該無足輕重。「承傳家園」談不得，香港各大地產商向來致力於寡頭壟斷土地，不可能認同人和土地之間可存在正當而且不應被切斷的緊密關係，當然也不樂見這種價值觀進入主流。更不消說展覽把「鄉村」的概念具體化成有名有姓的馬屎埔村、坪輋、菜園新村等，又帶來活生生的村民使抽象概念人性化，這些操作不但和資本家的期望背道而馳，更對資本主義與發展主義所仰賴的秩序構成實在的威脅。既走向根深蒂固的秩序形式之臨界點，也就必然被標籤為危險 (2)，地產商處處提防，尤如驚弓之鳥，想來也是必然的。
以空間對抗統識
上文提及統治階級（包括地產商）通過不同渠道形塑大眾的思維、價值觀，在文化理論中稱為「統識」（hegemony），這個由二十世紀初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提出的概念，簡言之就是統治不僅靠經濟手段來維持，一套令被統治者接受不公平生產關係的主導意識形態也是必要的。馬國明先生在一篇關於菜園村抗爭運動的文章中，就把葛蘭西的統識和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規訓社會結合討論；他引用傅柯謂「十九世紀是歴史的世紀，二十世紀則是空間的世紀」，指出傅柯理論中的規訓社會乃透過特定的空間設計和間格，運用微型權力（micro-powers）建立統識。(3)
應該說，規訓社會是一個頗為恐怖的概念：透過控制空間間格並指定其社會功能，設計者得以制約着人們的一舉一動。學校、醫院、文化設施、商場、街道、屋苑... 我們身處的現實，簡直是一個龐大的全景敞視監獄（Panopticon），可謂無處不規訓，無處無制約。不過，傅柯也說了，「哪裏有權力，哪裏就有抵抗」(4)；既然統治階級透過空間間格進行規訓，那麼正如馬國明先生所言，「關乎空間的抗爭便直接指涉當今世代的根本問題」。
城鄉展強調人情、鄉土情、農地生態，雖說選擇商場作為場地的原意是希望「跟市民、地產商握握手」(5)，但其背後是違逆統識的另類價值觀，策展方試圖將其引入商場內，正是一種空間的抗爭，透過「藝術」這一較為柔性的手段，嘗試賦予被間格、掌控的空間新的意義。在地產商的思維中，擁有商場空間的業權與管理權，等於掌握空間內的絕對話語權，當發生紛爭時，最終的解決辦法就是收回空間的使用權，所以城鄉展的抗爭看似從一開始就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可是，雖然尚未開始已經結束，展覽終究是出現了，以商場這一空間進行的對立性閱讀（oppositional reading）(6)，也通過媒體和社交網絡讓大眾看到了。展覽「夭折」後，在無數個電話電腦屏幕後的大眾幾近一致地站在「雞蛋」的一方，造就始料不及的公關勝利；但城鄉展最重要的功績，在於把風眼中的空間／權力問題暴露人前，揭示統治階級長期以來如何在其掌控的空間內，以各種軟性手段建立統識，其危險性正體現於此。
傅柯的著作中經常出現「危險」這個字眼，但他顛覆了詞彙原本的負面含義，每每歌頌推崇危險。成為危險的存在，意味着處於一個不穩定的立場，在這裏有機會展現提出異議、倒置權力的可能性。(7)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是作更多危險的嘗試，在狹縫之間尋找延續空間抗爭的方式，開啟更多關於「進佔」被間格空間的想像；或者只有這樣，才有望擴大反抗統識的戰線。
在文章的開始我提到大師那疊燒不掉的手稿。杜魯福的《華氏451度》（改篇自同名小說）描繪的，卻是一個無書的世界，在那裏消防員的職責是焚書，有時還要一把火燒掉藏書者的房子。原本是消防員的男主角，後來成為Book People祕密社群的一員，書人們創造了保存書籍的方法：影片結尾，他們在雪地中來回踱步，一邊各自以不同語言背誦不同的書，直至每個人都能把一本書完整地記進腦內。手稿可以燒，展覽可以腰斬，但世上總會有些Book People，在覺醒者的力量足以推動改變之前，默默地以他們的方式抵抗規訓的魔爪。
(1) 「我愛我家﹣城鄉生活藝術展」參展人聯合聲明
(2) Alain Brossat 《傅柯／危險哲學家》，第一章
(3) 馬國明 「菜園村抗爭運動揭示香港媒體與時代嚴重脫節」，見《菜園留覆往來人》
(4)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1: An Introduction”
(5) 石家豪《城鄉展．夭折錄》
(6) 有關文化學者Stuart Hall提出的Preferred/Negotiated/Oppositional readings理論，詳見 “Encoding/decoding” 一文。
(7) 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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