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物》——正邪對決之間的典型弱勢

作者：肥力

作為「香港話劇團黑盒劇場節2014」唯一香港代表作品，藝君子劇團得到香港話劇團的青睞。誠然，藝君子劇團着實較令人期待，不單幾位從演藝學院畢業不久的創團成員盧富泰、潘劍秋、尹偉呈、黃呈欣、黃釗鑫、楊政楠演技雖未脫學院方式，卻有一定水準，更重要是比較坊間近年成立的幾個新劇團，他們並非走上僅為娛樂，討好觀眾的道路，縱未稱得上形成獨特風格及藝術理念，但見出對藝術有所追求，這也是話劇團予以他們將創團作品《末日怪物》重演的最大原因。加上，重演名為《怪物》，談及邊緣人士之苦，討論冷漠的都市人比起經常被受的弱勢社群，更像「怪物」，當然得到不少業界人士支持及讚賞。演出誠意可加，努力可見，明人前輩許多稱許評語網上飛轉，然我還是因呈現手法及幾個處理而不太滿足，那種必需把弱勢社群典型化的手段，始終令我不太舒服。

如上所說，演出主要談及被社會邊緣化的人士，包括南亞籍男、智障男、易服男、妓女等，不過想安心渡過餘下的幾小時（故事設定當天幾小時後便是世界末日），卻於城市被歧視、排擠。而歧視他們的都市人，卻做盡劣行。演出明確地呈現邊緣人士的「弱勢」，觀眾自然直接地以善良、與世無爭等共同性而代入其中，反之都市人朦臉出現，刻板邪惡，見死不救壞事做盡，很容易被定形為奸角。如此可說從一開始弱勢的善良與大眾的歧視醜態已被二分化。當然這樣的處理沒什麼問題，也令不少觀眾能同情幾個主角，接收他們可憐可憫的故事。然而這種明確的正邪對立，特別是那些平民根本只能稱為刁民，觀眾沒能認同其存在性，無法代入。以致最後搞得與是否弱勢強勢沒太大關係，而只是惡人欺負善人的老掉牙故事。唯一能走出這種對立陰霾，令演出有點立體感的，是南亞人讓坐予被刁民欺負的駝背女人，然駝背女人卻歧視南亞人（體味？）而不願坐下，那樣才能呈現一點弱勢之間的不同形狀，因為駝背女人於其他場口均以「善」的形象出現，那份歧視才變得有重量，歧視人與被歧視者也變得立體。然偶一為之，不足令演出對弱勢的關懷，場刊所說慨嘆城市冷漠與荒涼得以標顯，反因演出過份戲劇化的角色對比，有如荒謬劇一樣的呈現方式，而被磨蝕殆盡，浪費創作上原本關心社會的一番苦心，而只留下幾場鬧劇，及又回到一般同情可憐善良人物，一場人情冷暖感人故事。

因為上述弱勢與惡人的對比，弱勢的形狀顯得異常平面，是電視肥皂劇典型中的典型，毫無血肉性格，只有身份、特徵。角色設定上出了最大問題的是尹偉程飾的南亞籍男，先說明尹偉程的表現不俗，沒多對白的他反能讓身體沉澱，凝住氣氛，展現一種深沉的寂寞。只是一口不正的廣東話卻把角色形象打造成像極電視劇內三四十年代的印巴人（阿叉）一樣，跟不上時代之餘，說實我反有一刻覺得那也是對南亞人士的歧視。要知道當今南亞人士一是操流利廣東話，不然就不會說或根本不想說，已不可能是如此腔調，更重要的是，劇場內這種「扮演」只會把某種刻板形象在觀眾心裡放大，不論觀感是正或負，也足以阻礙觀眾及演員挖掘角色內在性。另一個設定問題是梁浩邦飾演的智障人士，梁浩邦的演出也值得欣賞的，只是其既手腳痙攣卻又操流利語言的狀態，令我沒法判繼角色的智障程度。當然其設定可說是只為塑造智障形象，對，正因為只為定型，也令演員沒法好好發揮角色本身，其不夠立體及仔細的設定，令智障只單薄地等同於善良、直率。這些設定令演出沒有具體真正傳遞對社會弱勢現況的反思，而是不論創作人及觀眾，只以大眾想像弱勢的幾個固有形象，遠距離觀摩，同情。

問題不是演者無心，而是幾個舖排上、設定上的錯配，令整體演出雖見誠意，但暴露了創作人章法混亂的弱點。我不否認創作人的熱心，但卻見出其對歧視、社會結構、族群矛盾等問題未有太深刻的體會或研究，以致東併西湊集合幾個弱勢社群被欺負的故事，最終因為內容厚度不足，而選以荒謬劇形式簡單地以善惡對比分辨弱勢與刁民，僅靠幾條惹人憐憫的情節撐起故事。只是，在整個荒謬模式配以角色典型的風格下，竟又放出幾條假扮真實電視新聞的錄像，貫穿全劇，成就末日倒數。那些像真的新聞動畫片頭，加插幾條真實新聞甚至有梁振英的畫面卻配了另一些對白的處理，令整體演出的真實性失衡了。原本最初電台主持聲音介入，因為只得其聲，反塑造到一陣氣氛，令觀眾投入末日的劇情，為之緊張，但電視觀能上呈現的真實畫面，與演出中荒謬的虛，典型的假，在呈現「真實性」上各走極端，大大減弱了台上一直以來努力維持的，以情感導人而誘發的真實感，餘下的，是一場又一場的資訊傳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