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憑甚麼敲醒一代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Bob Dylan與花孩

作者：吳美筠

 

沉默是無聲的接受抑或抗拒

 

卜．戴倫（Bob Dylan）在一片爭議熱潮中冷待諾貝爾文學獎，以沉默面對爭相來採訪的記者。七十五歲高齡的Bob Dylan的緘默如何解讀？沉默可以是默然接受，也可以代表無聲抗議。這種「我不在場」（《I’m not there》，他的傳記電影片名，港譯《七人一個卜‧戴倫》）的行徑，貫徹我行我素叛逆不羈的作風。宣讀評審評語表彰他「在美國歌曲偉大傳統中創造出嶄新詩意的表達」的諾獎瑞典學院常任秘書長Sara Danius一開始已認為通知已夠多了，並堅信他本人不會放棄出席頒獎禮摘取九十萬美金的獎金。而在Bob的官方網站提及他出版的詩集，暗暗的，可圈可點的註明他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隨即又刪掉。最終他接受獎項，並以消息使他啞然作回應，卻缺席頒獎禮。作為首位以流行歌詞奪諾貝爾文學獎的唱作搖滾歌手，舉世沸騰兩極對倒的反應已經超越本屬年年如是的慣例，年年都有人說為甚麼不給甲乙丙，年年都有人說村上春樹又落單，問題是，最震撼全球的，是這次頒獎突破傳統狹義文學設想的勇猛。

 

有生命力的文學在學院抑或流行於民間？

 

我在書面說歌詞是文學，沒有什麼討論空間，原真的以為沒有什麼好討論，想不到引起評論人小西路過加貼，認為尚有討論空間，因為文學是近晚觀念。文化研究是近晚之後六十年代才興起進入學術機制的一門學科，從文化研究角度討論文學無疑是近晚觀念。後現代模糊界線的論述有時無助大眾理解，不少讀者仍以文類定義文學，文學就是詩、小說、散文、戲劇，而不是文學本質，也難怪小西有此反應。

 

文學成為學術機制的一門學科初始於十九世紀末，但文學的觀念卻絶非近晚形成。「文學」一詞在上古《論語》孔門四科泛指經籍文獻的研習，用法在今天不同，但我們也不必盲目復古除掉文學作為語言藝術的指向。文學這「概念」的自覺在魏晉已成熟，陸機《文賦》「游文章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與《南史．文學傳論》「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吕」，不就是強調文學以風格表現獨特性情，以激盪感染心靈為要旨。西方與中國類同之處，古代把所有印刷或抄寫的材料包攬不分。二十世紀英國劍橋大學開展文學獨立成科，是機制文化，也是對純文學（belles-lettres）的一種回歸，就是看穿不是所有文字的學問皆是文學，不是所有文學皆應用於日常，而建立文化建構文明皆不能沒有文學的參與。

 

文學可欣賞可批評，不是隨意的消閑活動，而需要產生美學觀照的元素。文學不止是釋義、用字、語法、修辭等語文學分析，而是具想像的素質和涵量，講求虛構性（fictionality）、發明性（inventional）、多歧義（ambiguities），是情感意象的喚發，記憶想像的折射，深層心理與想望的隱喻，通過虛構想像揭示真理，與日常語言區別開來。較明顯的是日常語言只有實用成分（pragmatic element），所有把文學視為文字工作、溝通事實的工具，其實是反文學的，問題不在於他來自文化機制、嚴肅學院抑或流行於民間。

 

近年在香港長期從事流行歌詞研究的專家如朱耀偉、黃志華等以及出色的填詞人無不一早提倡歌詞是文學的論述。雖然歌詞受制於市場機制如歌手歌路、監制市場概念等，有時不完全是純粹個人自主創作，但在很多具深度的粵語流行曲詞研究的基礎上，我們能辨知所有文學性極強的歌詞，歌詞亦逐漸在體制化過程成為認可的文化產業，同時是可以分析鑑賞的文學作品。自詩經、楚辭、樂府、漢賦，詞曲原本可以咏唱的詩歌,只是時至今日我們又太習慣單從文本欣賞詞而未曾練就音律方面的分析，加上自唐詩宋詞漸漸把詞的文學價值與曲的旋律分家。當代也有香港詩人拒絶詩附帶朗讀時音韻節奏的要求，而歌詞又走向生產市場運作而成為商品的一部分，各自走上純文學與流行文學的異途。

 

站在巨人肩上棄擲一枚金章

 

或者問題不是歌詞是否登文學之大雅，而是有人質疑Bob的詞不及本來呼聲更高的敍利亞詩人阿多尼斯，也比不上過往得獎的殿堂級文學家。甚至不少嬉皮時代的熱血網民主催，若要給，就給The Beatles 的John Leonard 或者Paul McCartney。與Bob地位相當的加拿大著名音樂人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對這次諾獎消息並無醋意，他說這像棄擲一枚小章在額菲爾士峰，它老早就是最高的山脈，他的地位並不增半分毫。在此之前，Bob Dylan在二〇一二年獲頒「總統自由勛章」，二〇一五年《滾石》雜誌與蘋果音樂（Apple Music）聯合評選他是一百位史上最偉大的歌曲創作人之榜首。可能你會質問：沒有比Bob的詩更好的作品了嗎？更花生的論調是連華人也有兩個諾獎，是時候給美國一個。美國自一九九三年之後沒有拿過諾獎。前年瑞典學院前任秘書長霍勒斯．恩達爾（Horace Engdahl）撰文批評西方文學作家及創意寫作課程由於長期依賴資助，不利孕育轉化情感和經歷。此外美國限制翻譯文學進口，將焦點放在本土美國作家及英語文學上，使美國文學漸漸凋零，只有一個個零丁的山頭而沒有龐大的脈胳。文學過度精緻化、學院化，脫離讀者市場的交滙脈胳又何嘗不是香港文學發展要面對的問題。不過，不能不注意，歌詞是否文學是關乎甚麼語言具文學性的觀念，Bob的詩詞是否領軍，歸根究柢，則是關乎文學批評的觀念。

 

論年代論品味我不是Bob的標準歌迷，也不是所謂美國大傳統詩學及詩歌發展的專家，單單作為文學寫讀人，面對這趟洗版式的網絡口舌混戰跨界論爭，既關乎文學又超乎文學一每逢有文學獎宣佈得主，總有很多雜音，但這些討論，多少真實的幫助我們理解，文學對時代的意義？追求文學的理想對時代有多重要？

 

發現文學之於大眾，除了一陣風潮式的關注，眾聲喧嘩，這些驟然激發的議題恐怕隨著頒獎禮的結束又往往隱沒於大眾傳媒的視野，文學於我何干，復歸大眾以及信徒閱讀視野的主旋律，錯失從諾獎現象反思我們所處身的文化境況。

 

憑甚麼炸開一代人的石心？

 

Bob Dylan在六十年代，由民謠風格到搖滾之父，掀起一代風潮。最激蕩人心的歌曲，多數含政治抗議、社會評論、哲學和詩意，其實受五十年代興起於美國西岸的逆向文化（counter-culture）運動很深的影響，而運動的發源正正就美國自由詩的湧動與反叛——逆反思維原就是創意的氣質，不過大眾的集體記憶是存在心目中很多年的搖滾流行曲卻非文學。這場運動的爆發代表著戰後的年輕詩人、畫家、作家、音樂家的集合共同體——Beat Generation的出現。有人譯作敲打的一代，或疲憊求解脫一代；更多人譯作垮掉的一代。譯意褒貶參半，可想而言取態歧異，到底是文青抑或廢青，前衞抑或激進，創意抑或顛狂，都彷彿混在一代的精神特質裏。他們年青，充滿激情和理想主義，逆反牢固的建制，對資本主義下的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意識形態及價值觀抱持質疑以致厭惡；反對所有極權和自由的壓抑，反對種族歧視，反對大美國式的霸權主義，反大國之間的冷戰和核戰。這標誌美國東西岸文化衝突的起點：

 

艾倫．金士伯（Allen Ginsberg，1926-1997）於一九五五年在舊金山小型書店六畫廊（Six Gallery）朗讀如今國際傳頌的長詩《嚎叫》（Howl）時，少年的Bob坐在一角聽得熱血沸騰，孕育了他與同期詩人成為花孩（Flower Children）一代，渴望為締造美國新文化而努力創作，尋求更多廣濶的創作空氣，敢於把遭受常人懷疑和拒絶的題材納入創作。由於題材大膽甚至涉及吸毒和同性戀行為，作品受到當時東岸主流建制學術傳統的打擊和拑制，第一部詩集《咆哮與其他詩》便嘗到政府禁售的阻撓，甚至牽扯入官司，引起文化界和法律界的強烈反彈，助長支持者對他們的同情，美國人對真正尊重自由的醒覺。這批受到打壓的作品如今已翻案，更成為學院美國文學史的教材。

 

Bob一生視艾倫如父親，歌曲深受他的詩作和詩論影響，關係亦師亦友。所以有人又感嘆若不是艾倫早死，這諾獎應該屬他的。二〇一二年Harriet Staff發表文章引述Allen Ginsberg生前曾表示，Bob十八歲接觸垮掉一代的美國詩人包括史耐德Gary Snyder、Philip Whalen等。他形容Bob的詩歌帶著抗爭閃現連串的意象，通過音樂媒介把詩回歸人類的身體。又說，沒有龐德（Ezra Pound），沒有Bob Dylan。眾所周知，龐德所推動的意象派詩啟發自英譯的唐詩，而Bob極推崇的史耐德更是中國古典詩迷，譯過寒山詩，皓愛儒釋道中國文化，來過香港朗誦詩。《咆哮與其他詩》出版者Lawrence Ferlinghetti更有《The Great Chinese Dragon》的名著，為華人文化受白種人歧視而叫屈。有趣地，Bob以及他所代表的詩歌文化多少帶著中國古典的詩意滲透，進入五、六十年代的新生代，成為一代渴望新形式新思潮的養份。當然，又會有人批評：為甚麼不頒給史耐德，至少史耐德的詩更優秀，他在文學史的地位更高，而且他尚在人世，亦活躍創作。

 

當理想主義者成為教主

 

諾獎向外公開的準則是頒給在文學方面創作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佳作品的人。最佳這評價不是一時三刻片言隻語可定奪，還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討論。日後每當看見Bob Dylan脖子上勾掛著的口琴，撩撥著結他，尖削拔直的鼻樑和嗓子，如泣訴如吶喊卻又充滿抑壓的歌聲，我們會否憶念，曾經有一位香港詩人也斯寫過一篇《歌與饀餅》，用不同的方向評論Bob的歌曲；又在另一篇《詩和民歌》的專欄散文提到他，指出「藝術是一些廣大的東西，今日的藝術也可以是一種民歌的藝術。」也斯在廖偉棠的訪問曾表示：「無論政治、文化，我很欣賞理想主義者，但當理想主義者成為教主的時候……就會突出他的真理而刻意掩蓋許多東西。」

 

我們從也斯對Bob的憶念又會否想起他的歌，如今看來，嬉皮也好，廢青也好，重點不在狀態，而在對已有利益者的失望，憤然創作。他內裏的叛逆所包含的思考，批評，自我懷疑，可能比更多「教主」更真誠，更真實，更敢於激進地追尋理想。

 

也斯這樣形式香港的六十年代：「我有的朋友左一點、有的右一點，眾說紛紜，我則開始嘗試去理解這一切。現在大家有點美化六十年代，但六十年代其實是一個壓抑的年代」。Bob Dylan和Beat Generation用詩歌來敲打／beat那關在鐵屋子的一代／generation，我們呢？我們憑甚麼敲醒這一代？他有一首名作〈For 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

 

「Come writers and critics

Who prophesize with your pen

And keep your eyes wide

The chance won't come again……」

 

彷彿告訴作為先知的作家及評論，睜開雙眼，看清時代。

 

（原文刊載於《時代論壇》1523期，本文已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