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元素」在羅貴祥小說的作用（下）

作者：馬世豪

評論人湯禎兆曾經針對羅貴祥的詩分析，指出他的詩令讀者陷入迷離紛擾的世界：「你發覺文字失去確切對應的符念一signif只餘下一組組似相關而又不甚連貫的符徵（Signified）。整個文本遊戲恍如一座宮，你要理解它，就得挑一個入口進場走走，看看。」這段評論是用來解釋羅貴祥的詩歌的特色，但我認為同樣可以用來說明他的小說特色。羅貴祥是一位對創作有極度自覺的作家，常常創作破格和創新的作品。究其原因，一方面由於他的比較文學的學術背景，另一方面是來自他對語言的高度敏感和自覺。董啟章分析羅貴祥的《欲望肚臍眼》，指出閱讀羅貴祥的小說「很難不被他網陣一般的私密的伏線所纏繞」。董啟章所提及的「網陣一般的私密的伏線」，是指小說的語言的運用特色。傳統上，文學具有反映社會現實的功能，但近世後現代風潮影響下，作家反省「文學反映真實」的功能，探討「真實」、「真實是甚麼」的問題，質疑寫實，開拓文學的表達形式的各種可能性。語言是文學文本建構真實的媒介，當語言反映真實的功能受到質疑後，文本的意義變得遊移不定，造成解讀的各種趣味，開拓我們對文學的理解。

從這個角度下分析羅貴祥的小說，我們便會發現「本土元素」作為小說文本的隱喻符號，除了指涉當下的現實社會外，更擴充小說解讀的各種可能，使文本的價值不停留於一時一地一事，突破我們對「本土」的認識。例如在〈士象〉中，全文的敘事以「我」的生活穿插，但是由於小說有意迴避直接觸及香港的具體形象，所以全篇小說更似一篇心理小說，暗示「本土」的敘事元素更像「我」的內心投射，用以逃離繁忙的都市中和身心的疲勞。小說的敘事者說：「他的身體有節奏地在收縮接着舒展。他看見自己是赭紅色的，方格是透明玻璃。世界就在他身旁。他起動着節拍，怦怦，怦怦，怦怦，讓透明玻璃的身軀開始舒緩舉步，任由長鼻子與大耳朵，跟小尾巴配合着，輕輕搖曳，往前邁進。」這種詩化語言結合「本土元素」的敘事，帶出虛實交錯的表達效果，亦衝擊我們的閱讀期望。由此可見，「本土元素」是羅貴祥用來烘托「我」面對的生存困境的手段，整篇小說不僅講述香港人的生活壓力，更表達普遍人在現實世界和理想世界磨合中，所作的妥協和逃離，擴充小說的意義。

另外，在〈田在市〉的魔幻寫實的敘事技巧安排下，「本土元素」以陌生化的方式出現在文本中。正如本文的前段所言，它令人聯想二〇〇九年反高鐵和保衛菜園村的社會運動，但是「本土元素」所產生的作用卻直指更核心的問題：我們如何理解一座城市的發展。小說的第一段說：「他早有計劃要把整個城市菜田化，讓例如西洋菜街、通菜街等，可以名符其實地成為種植西洋菜、通菜的街道。當然，這個時間上的預知，都是以後才發生的。對於「文化沙漠」這種惡意中傷，或無知的人云亦云稱呼，谷匡先生已到了不以為忤的境地。反而，他有莫大興趣要以此為動力，將『文化沙漠』的惡咒，轉化為『沙漠文化』，誓要在沙漠裡種出萬棵樹、植出綿延千里的茂田來。」「在街道種菜」和「在沙漠種樹」固然是反諷的敘述，指向當下香港現實社會發展的問題，但是這些本土元素卻交織出一個文本的隱喻符號，構成理解全篇小說主題的重要關鍵。

現代語言學奠基者索緖爾（F.de Saussure）指出，語言是一個系統性強的結構，具體使用的詞句是「言語」（parole），整個語言系統是「語言」（langue）。任何具體的「言語」並沒有獨立的意義，它們能表情達意全賴「語言」系統的作用。構成〈田在市〉的語言系統是陌生化的「本土元素」，要解讀〈田在市〉的主旨，我們要將全篇小說的意符（「本土元素」）統合整理，讓讀者突破對「本土」的認識。「本土」既指「我們是什麼」，更指「為甚麼是我們」。小說的結尾，反抗政府的行動提升至佔領的層次，「行動要升級了。統籌人作了決定。他們打算佔據整個城市的心臟地帶，讓城市脈搏暫停跳動，迫使政府調整政策。」患病的谷匡先生在帳篷留守，作長期抗爭，「腦海浮現着整個商業中心區都被綿延的綠田覆蓋的景象。」然後他聯想到歷史、文化、語言和信仰的變遷，「宮廷、大宅、房屋受綿綿密密的一層又一層綠，逐步逐步的傾覆。在那片如汪洋的草葉世界裡，慢慢又慢慢的長出了鮮色的花與果來。」原來，我們對「本土」的認識是一個自我成長的過程，「本土」是客觀的存在，更是主觀意志的體現。小說中的谷匡先生，名字有多次有意識的轉變，如「Ken」、「雞康」和「他」，這些改變亦暗合「本土」意義的轉變。由此可見，作為文本的隱喻符號，「本土元素」有助讀者擴大對「本土」的認識，反思「本土」的局限和可能，開放文本的解讀意義。

總括而言，透過上文的分析，羅貴祥在小說運用「本土元素」，主要產生兩種作用。第一，「本土元素」作為一種書寫的題材，包括時空、場域、場景、人物和物件，架構小說的文本內的敘事元素。第二，「本土元素」作為小說文本的隱喻符號，除了指涉當下的現實社會外，更擴充小說解讀的各種可能，使文本的價值不停留於一時一地一事，突破我們對「本土」的認識。事實上，不少香港作家寫作時，都會在作品內加入「本土元素」，例如將香港的歷史和事物入文，但這種處理往往是流於表面，欠缺發掘本土元素帶來的文學表達效果。文學並不是現實的鏡子，作家應該透過敘述的手段，呈現和再現所謂的「真實」。學者許子東曾經指出，香港作家欠缺回應大時代的作品，他說：「為甚麼沒有人去寫一些最基本、現實主義的東西呢？寫高鐵寫地產不是很好嗎？像余華的《兄弟》便揭示了大陸的社會變遷，香港社會的變化也很大，最基本的東西不能被略過。」事實上，只將大時代寫入小說內並不足夠，還要懂得運用文學的敘述和技巧等方法，保持作品的生命力。歷久嘗新，正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