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志華
同文羅米在談《別了家駒十五載》音樂會時，文章一開始便道：「大凡所有紀念／悼念活動到了五周年的倍數，彷彿就自然會特別『火』。」不過，如廣東俗語云：「同人唔同命，同遮唔同柄」，「火」不「火」是要看特定的某些人或某些事的。早在今年年頭，筆者私下就數算，今年恰逢辭世是五周年的倍數的香港流行音樂圈中人，至少有八位，五周年的有張國榮、林振強、梅艷芳，十五周年的有黃家駒、周聰、陳百強，三十五周年的有李厚襄，四十五周年的有胡文森。張國榮、黃家駒、陳百強、梅艷芳這四位肯定是會「火」的，而在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一日去世的周聰，當年商台在《創作人音樂會》上倒還能跟黃家駒、陳百強同等地位的予以致敬、表揚。但十五年後，商台會怎樣呢？獲黃霑譽為「粵語流行曲之父」的周聰，他的功績，難道不值得不斷去表揚嗎？可是，我們都明白商台會考慮到，現在還會認同周聰當年的「實踐模式」的，還有幾個呢？「火」不起就情願不搞。或者應該說周聰十五年前去世慶幸逢上商台有《創作人音樂會》，於是叨黃家駒、陳百強之光得以受表揚。十五年後，《創作人音樂會》沒有了，各死者都要生人各自為之紀念，這情況下，要紀念周聰，恐怕就只能是很小眾很小規模的活動。
做為幕後人，林振強的紀念活動恐怕也難「火」起來。筆者只期望傳媒不把他忘掉已很心足。而更老一輩的李厚襄，胡文森，肯定不要期望有傳媒或有演藝人會為其搞些略具規模的紀念活動。
從「中介」看流行
說到五周年的倍數，今年既是胡文森去世四十五周年，也是《飛哥跌落坑渠》歌詞面世五十周年、鄭君綿《賭仔自嘆》的曲調（注意，不是曲詞，是曲調）誕生六十周年，而兩者都是胡文森的創作的！無論如何，也該紀念一下，悼念一下。
這陣子，筆者常常思索一個問題，胡文森寫的粵語流行曲詞是不少的，當中是有比較優雅和正經的，但為什麼而今人們記得起的偏偏是他寫得很「低俗」的《飛哥跌落坑渠》、《詐肚痛》？相類的情況，就如六十年代後期，蕭芳芳唱的電影歌曲，也曾有像《紫色風雨夜》裏那樣優美的原創作品，內裏的四首插曲都是中樂好手陳自更生作曲、左几填詞的，可是都沒流傳開來，人們最記得的卻是她在電影《玉面女殺星》裏「低俗」地唱的「郁親手就聽打」！而且正是這首「郁親手就聽打」，讓蕭芳芳的電影歌曲唱片在銷量上首次壓倒陳寶珠的同類產品。
文化研究裏有所謂「中介過程」，在這「中介過程」裏，曲詞作者、歌者都是完全沒有支配能力的。如Silverstone在其「Why Study the Media?」裏所指出的：「中介是關乎意義的不斷流動與變化—在不同文本之間、在不同人之間、不同事件之間，並且跨越時間、超越空間；每一個人、每一個群體都會參與中介過程，會直接或間接地參與文本意義的生產或改造過程之中。」但筆者覺得，像上一段所說的情況，卻不是關乎意義的不斷流動，而是關乎某種成見的不斷鞏固，某種類型的曲詞在某個特定環境下會比別的類型曲詞容易進入中介過程。
黃霑在其論文《粵語流行曲的發展與興衰：香港流行音樂研究（1949-1997）》的第三章Ａ節的結尾處說：「這本是很荒謬的現象，自己的母語，居然歧視？不過粵語時代曲水準之粗糙低俗，實在已在社會標準之下，好像《哥仔靚》、《飛哥跌落坑渠》等一類歌曲，即使用今天二十一世紀的開明眼光看，歌詞仍然有『難登大雅』之感，無論怎樣敝帚自珍，也不能改觀。」這裏黃霑是一言以蔽之：「水準之粗糙低俗，實在已在社會標準之下」。但筆者認為，身為行家裏手的黃霑，所寫的博士論文，都只是這樣的識見，一般人的就更可想而知。
且不說上面說過的胡文森作品和蕭芳芳電影歌曲都有雅有俗，可是今天人們尚有印象的卻是那些「粗糙低俗，實在已在社會標準之下」之作。著名音樂家梁樂音，其作品獲周璇、李香蘭、白光唱紅的頗不少，在一九五〇年代中期至六〇年代中期，梁氏替多部粵語電影寫過插曲，優雅動聽的也不少，比如說一九五五年粵語電影《川島芳子》的兩首插曲，梁氏就寫得很不錯。可是梁氏這些粵語電影歌曲作品，流行的可說一首都沒有。另一位寫出過很多著名國語時代曲的李厚襄，在邵氏拍粵語片時期，寫的粵語電影插曲也頗多，當中，流傳最廣的乃是《榴槤飄香》，竟又是「粗糙低俗」的一類。此外，在一九六〇年代後期，顧嘉煇曾為幾部粵語電影寫過插曲，我所知的這些粵語片裏的顧嘉煇創作插曲，都是唱國語的。當中一九六九年替電影《紅燈綠燈》寫的一批插曲，更有由羅文演唱的。但顧嘉煇這批歌曲全都像石沉大海，無聲無息。顯見，五六十年代的粵語電影歌曲，雅的往往不流行，即使想高檔一點的唱國語也是不濟事的！當然，雅而流行的其實還是有的，像唐滌生寫詞的《紅燭淚》、《荷花香》，或導演左几寫詞的《一水隔天涯》等，不過，看在新文化人眼裏，卻不算是標準的流行曲類型。
從「飛哥」看階層
如何解釋這種存在於整個五六十年代的現象？筆者嘗試作個初步而粗疏的解釋：當時社會至少有Ａ和Ｂ兩個大階層，粵語歌曲的優雅作品在Ａ階層並不大獲欣賞，但也沒有途徑讓Ａ階層以外的其他階層得悉傳揚。Ａ階層最喜歡也最接受的是「水準之粗糙低俗，實在已在社會標準之下」的作品。另一Ｂ階層，愛聽的當是英文歌、國語歌甚至是王心帆粵曲唐滌生粵劇等優雅之作，他們沒有渠道知悉粵語歌曲裏有優雅作品，而即使偶爾碰上，也看不上眼，上不了心！Ｂ階層不斷以所知的在Ａ階層最盛行的「低俗」粵語歌來以偏概全，以最簡化的描述替代複雜的實際情況指摘粵語歌「低俗」，一般人經Ａ階層這些論調反覆洗腦，便感到當時「所有」的粵語歌都是「低俗」的……
《飛哥跌落坑渠》，應是Ａ階層最喜歡也最接受的作品之典型。回望四五十年前，這首歌何以為Ａ階層所喜歡？一個容易想到的原因是，當時的Ａ階層甚排斥來自歐美的阿飛文化，把阿飛與道德淪亡劃上等號，故一見阿飛便憎之厭之，難得有一首歌曲能發洩他們這方面的憤恨，於是開口閉口都唱着「飛哥跌落坑渠」，一傳十，十傳百。其後，Ａ階層的這個心頭好變為Ｂ階層樂以用於說明粵語歌「低俗」的例子，而且百用不厭，甚至變成Ｂ階層少數記得起的例子。於是，《飛哥跌落坑渠》在Ａ、Ｂ兩大階層俱流傳彌久而不衰！算是如此這般的跨階層啊！《飛哥跌落坑渠》面世三十年後，林夕以同一曲調填過一首《未知》，羅文主唱的，詞自是雅詞，奈何不流行，竟敵不過低俗的《飛哥跌落坑渠》，以至五十年後的今天，人們仍知有《飛哥跌落坑渠》卻不知有《未知》！
六十年前，吳一嘯替粵語電影《蝴蝶夫人》寫了一首插曲曲詞：「春酒綠，夜燈紅，笙歌起自玉樓中……莫道風流如夢，花月良宵意萬重，無關鎖，廣寒宮……任君陶醉入花叢，天花舞，若游龍，魂銷未？問東風，只將愁懷付與一夢中……今宵雙飛燕，明日又西東，人如山與水，何處不相逢。」這樣寫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場景（黃霑、林夕寫這樣的場景會怎樣寫呢？），雖艷亦雅吧。胡文森將這曲詞譜成曲調，歌名為《載歌載舞》，可是這電影歌曲傳揚並不廣，至少沒有幾個人知道有這闋「雅詞」。到後來，這《載歌載舞》給填上《賭仔自嘆》：「伶淋六，長衫六……」由雅詞而成低俗之詞，卻廣受Ａ階層所喜愛，而Ｂ階層則多了一個百用不厭的好例子去指摘那時候粵語歌的低俗。
胡文森去世四十五年，《飛哥跌落坑渠》曲詞面世五十年，《載歌載舞》曲調面世六十年，在炎炎夏日寫了一篇有關這兩首歌曲的文章，聊算是「火了四個」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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