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疾是動詞——談〈殘疾資歷〉概念

作者：蘇苑姍

 

「殘疾是一個永遠處於演變的概念」。

 

由他們／我們說起

 

在所謂正常與否的對立世界，人們認為健全是理所當然的，因此殘疾被扁平化約為「正常與否」的概念。[1]如對大部分「健全人士」而言，殘疾人士只是一個符號式的身體影像，就如隨處可見的輪椅圖像符號，又或如所有非常態的身體在文學敘事中被扭曲，並將個體異化為「他者」。這種「我群」與「他群」差異凸顯了主流與邊緣的對立，衍生出權力不平等。而這種二元論述彷彿暗示：常人社會中並沒有殘疾，而殘疾弱勢中也沒有主流。

 

《殘疾資歷》循著解構思潮中「去中心化」的基調，在批判二元對立的基礎下，提出以資歷作為跳板，敏感地跳出二元。在「殘疾／健全」的二分盲點中窺視當中的權力運作，闡明二元之間的頻繁互動，從而建立集體認同，提出「健全人」其實是妄象。然而一般人對這種說法都有所忌諱，不肯接受，也不願面對。

 

事實上，殘疾並非獨特的肢體狀況或個體掙扎，而是指涉了一套將個人「疾病化」的社會過程。殘疾人士是社會因素彙集而成的身份，殘疾是隱藏在每個個體生命中的必然變數，甚至是人生必經歷程。故此，百分百健全並不存在，也就是說「殘疾」應是動詞而不是形容詞。

 

權力的盲點

 

《殘》的出發點是源於醫療模式的反省。醫療以健康，科學之名主導了社會的意識形態，使人依附於專業權力，陷入實證科學話語。例如以計量研究驗證健康，用量化的數字抽離身體感受：關心不同的檢查指數，把個體孤立於個人感受之外，以「醫療身體」忽略或壓抑了病者的生活經驗。

 

在隱藏的權力關係中，論證了福柯Foucault在《臨床醫學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Clinic [2]之說：個體成為權力馴服的對象，致令感受被漠視之餘，更膨脹了醫療的權力。如把社會問題醫療化，將無法處理的範疇劃成邊緣族群。一旦採取這種手段，意義和詮釋就開始轉型，令醫療不僅是醫療，而成了社會建構。

 

循此脈絡，《殘》離開傳統醫療模式，從文化角度切入，以整全觀(holism)為中心論調，提出具批判性的觀點：「健全／殘疾」之間的各種辯證關係。因此，在方法上，書中以精神障礙者為主體，透過一種巴赫金式(Bakhtin)的論述重掌話語權。他們主動介入，以不同面向呈現其生活世界，連結個人經驗與社會，展示精神障礙背後的高度複雜性，令屈從的知識能多角度批判殘疾的壟斷論述，使本是壁壘分明的界限活化，這種書寫可說是一解放運動。

 

瞎子摸象的弔詭

 

書中在第一章提出尋找病「釋」（釋放）感。

 

語言是思想的載具(vehicle)，如果「疾病並非隱喻」，即語言構築了不可見的真實。易言之，要看見真實即把語言所構築的意義揭露。故此，筆者嘗試從語言切入尋找「病釋感」。

 

語言在身份建構是拉康(Jacques Lacan)所言的「鏡子」[3]。我們賴以思考的概念系統，本質上都是隱喻性的，只是我們並不自覺。由此可見，隱喻不但令我們藉由某一類事物瞭解另一類事物，更反映了我們對事物的認知，同時又反過來影響我們對事物的看法。[4]

 

殘疾人士的命名由早期的怪物(freak)、殘廢(handicapped)，到現今的挑戰者(physically or mentally challenged)，從名稱可顯示出社會價值觀的變化。雖然醫療模式下的「殘疾」，雖已「除魅」(disenchantment)，弱化歧視，但福柯對權力的界定提醒我們「誰在說」的重要。若循這分析，則發現所有稱謂都是「他稱」，這種單向命名的權力關係已顯示出「健全人士」話語權較強，是在貼標籤(labelling)。

 

香港對殘疾人士[5]的稱謂未有規範。七十年代以前，政府文件更以「殘廢者[6]」稱之，從命名可見社會因身體缺陷而否定他們的能力。英文則由從最初的handicapped到disabled people以「殘疾」作主體，而非由「人」作主體，直到現在的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以「人」作主體。日常用語如「痴」、「瞎」、「跛」等政治不正確的字詞帶有消極偏頗之義，反映了社會對殘疾人士存有偏見，認為他們是「次一等」。又如「盲目」、「白痴」、「瘋狂」帶負面意義。

 

隱喻是構建現實和生產意義的重要手段之一，語言、命名會經過中介進入社會實踐，引導我們如何思考殘疾，甚而成為社會變動的動力。故這種隱喻相連成網，循經驗理路扣連到生活處境，深深節制我們的說話方式，控制意識形態。

 

弔詭的是，據Lakoff and Johnson (1980) 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的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7]，他們把隱喻、轉喻 (metonymy) 定位為無所不在的認知思維模式。隱喻是跨概念的映射，概念間並非任意映射，而是立基於身體、日常經驗與文化知識為基礎。[8]在這意義上，諸如「盲目」這種日常生活中順口說出的話語，說者實際上應未經歷過失明，故難以易地而處了解。因此這種日常用語只是基於對失明生活經驗的猜想，而非失明經驗的本身而推定。進言之，對於不同殘疾，社會也是自種種先入為主的觀念加以渲染，令其成為帶有誤導性的象徵符號，產生了「瞎子摸象」式的以偏概全。

 

「瞎子摸象」本身也是一顯例。因為視覺並非事實，失明人士還有其他感官，當接近大象，必然先聽到其呼吸聲以及走路的震動聲，再趨前觸摸，不會片段猜測。故其對「失明」的主觀認知只是受假設所牽引而生的概念，與客觀事實並不相乎。由此足見「健全人士」對殘疾人士的認知反倒是「瞎子摸象」，根本欠缺對這種生命經驗的深切理解，正同G.ThomasCouser所言：

 

殘疾人士一直被物化目光 (objectifying notice) 注視，其真實生活已被化約成為文化想像 (cultural representation)。[9]

 

殘疾「資歷」的策略

 

殘疾人士經歷遺棄、隔離、福利、權利到現今互利的階段。在一個多元社會，差異不僅應為社會接受，更應是社會發展的必要特質。故絕不應被排斥在外，以「相似」（sameness）掩蓋差異(difference)。

 

許寶強在序中提到《殘疾資歷》是「出櫃[10]書寫」。

 

出櫃——在說與不說之間，經歷盤算與壓抑。絕非亮麗標語。因為認知到不友善而選擇隱藏，或準備迎頭痛擊這種不友善。如果殘疾人士可以坦蕩蕩面對自身殘疾的話，根本無櫃可出。這也是在許多殘疾人士自身生活經驗中顯而易見的種種歧視。

 

社會總是在有形無形中採取不同方式與殘疾人士互動。究其原因，是因為「健全人士」賦予「殘疾」過多的想像與目的。故其對身分的隱匿或宣示，都是為了呼應一種社會建構：殘障人士「應該如何」的印象而衍生的策略。

 

對殘疾人士而言，殘疾與人成了等號關係，全然定義甚至主宰了「人」。這意味他們必須意識到自己與眾不同，而此種「應該為何」的想像成為了緊箍咒，將社會強加的殘疾概念由「外」而「內」施行於個人之上。

 

人的一生身心不斷歷經變化，哪個階段是正常，哪個是不正常？

 

用海德格 (Heidegger) 朝向死亡的存在 (Being toward death) 概念言之，殘疾不僅是對生命的壓迫，更將我們帶到自己與他人生命的根本處，是種普世經驗。如果大眾願意面對未來的自己，承認人的一生中必有身心功能限制，接受「所有人都是殘疾」。願意重新詮釋殘疾，那麼，在此種身分意義下我們就可以在相同的頻道互相理解，形成新的認同政治。

 

殘疾是由身體與社會環境互動所產生的衝突，因此殘疾議題牽涉特殊的權力哲學。然而殘疾人士與行動能力 (agency) 似乎相互矛盾。他們在這過程中不但成為沉默受苦 (silent suffering) 的邊緣族群，忽略了自身的行動能力，更被「正常」這盔甲，擠壓得不似人形。故此，《殘疾資歷》主編張馨儀提倡公開現身 (outing) ，由自身經驗談起，再以「資歷」概念跨議題、跨階級擴大連結，由此引導讀者思考所謂習以為常背後，其實是一套關於「標準」的操作過程，從而調整大眾一直以來對「異」和「常」的既有觀點，重省殘疾於當代社會的意涵。

 

書中先以「殘疾」建立批判性的框架，集多面的總結思考，歸納出「五不化」現象，質疑潛在的價值觀。並從觀念到策略，由內而外地將殘疾議題從口號式的小眾詞語延伸至一般大眾，由彼及此，解讀成一個可落實的實詞。

 

只要這種意識被喚起，則將有更多人介入行動。筆者期待如果能以此跨越，凝聚更大力量審視殘疾議題，從殘疾發掘資源，並加以具體實踐，成為社會有用的資產。當殘疾一旦作為「動詞」，即意味蘊藏改革動能，那就有力量轉動這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