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鄉共生」，我們要「手護」的是什麼？

作者：張煒森

 

或者你可曾有印象，2013年在商場舉辦的「我愛我家——城鄉生活藝術展」，在開幕前夕因有作品「被下架」而取消，除感到惋惜外，繼後藝術家發聯合聲明，也引來傳媒關注，正藉當時城鄉兩者如箭在弦般成為二元對立的關係時，衍生出的問題已超出了土地發展、城鄉關係等議題，也包括商業機構對藝術作品的認知與尊重。另一方面，對於主辦協辦機構、藝術家、參與者來說都不算是件如意的事中，在這個脈絡下，可以想像到計劃要推行下去的路不易走，幸而這個計劃沒有停止過，都總算熬了過去，對於當年「夭折事件」，計劃負責人山地（Sandy）說得隨意，「不要忽視每一步帶來的效益，表面上它可能是失敗的，但可能在不知不覺中產生作用，影響到他人。」雖然有點像社會工作者的口吻，然而，這句話實際包含相當的重量與厚道。

 

「我愛我家」夭折以後的事

 

追溯這次展覽，源於「我愛我家」當中有很多作品未能公開，因此計劃開始「分拆上市」，將原有的規模縮小，配合當時的文化活動及場地做各類的展覽與電影放映會，將「我愛我家」的部分作品重整展出，例如在Kubrick、西九自由野、伙炭開放日、灣仔藍屋，甚至學校也會看到他們的縱影。然後，他們亦做了許多入村美化的工作，例如在粉嶺的馬屎埔村，做路標讓人懂得怎樣走到河邊、做些木製的動物型椅子放在村口。那約在2013年底至2014年的初的時候，馬屎埔不少地方築起了鐵絲網，石家豪在村口的水箱石（用作村口伯伯種菜供水之用）畫下了《花狗》，這些美化工程，不是什麼大型基建，不是推倒重來，也不是現時城市中的古蹟活化，而是參與者及藝術家跟村民在已有的物件與事情上，一手一腳做出來的小手工。在城市中，一直以展覽與放映會的形式讓更多受眾了解「城鄉共生」所謂何事；在鄉村裡，則美化村內環境。亦因此慢慢衍生出遊學團，「手護『城鄉共生』藝術遊學展」，繼承了「我愛我家」在商場展覽的模式，成為另一次較具規模的展覽展示到觀眾眼前。

 

創作中的共生模式

 

在傳媒及大眾的意識下，早就建構出城鄉不能共生的單一思考模式，鄉土往往成為一個邊緣與城市對抗。現時似乎凡什麼關於鄉與農的文化活動，都總有種偏幫村民的感覺，當然，城鄉共生的計劃並不專為村民發聲，山地認為：「我們希望透過展覽，首先讓人反思城鄉共生與自己的關係。」還看尖沙咀的文化中心內用作展覽的空間，其實跟商場有點相似，「這空間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空間，也是一條通道，它座落於鬧市中，人來人往，一家大細什麼人也有，而且觀眾的層面廣，不限國藉，亦不像傳統畫廊。」從觀眾層、地點上，可看到展覽都是貼近市民，貼近生活的取向。而這次展覽也可算一次延續「城鄉共生」的討論，主要展出了藝術家、年青參與者、以及「農友」的「共生創作」，例如年青人做了三本「東北遊記」的大書；藝術家吳家俊這次著重美學營造，起屋建家創作《一間有窗的房子》，建了個密封的木屋，觀者從門外的「防盜眼」窺看門內一間有窗的房子；藝術家們如羅文樂、周俊輝等與「農友」以單對單的共創如畫如電影海報的「本土農情味II」；也有陶藝藝術家Rebeka Tam 與Ida Yu在馬屎埔村內利用當地農田的泥土製成陶泥，然後開設工作坊讓參與者製作人偶，從製作的時間中沈澱自己對農地的想法；亦有短片《農夫日常》、《泥．人》，讓觀眾了解馬屎埔村內人們的生活及土地的感情與關係。

 

創作與展覽，從廣義來說同是共生模式。先說展覽空間，也仿佛在文化中心中建立出一個和諧的小社群，山地留意到：「文化中心原有很多椅子讓遊人閒坐，但近年似乎愈來愈少」，策展人在這裡放置椅子、其中一件作品是房屋，予人一種可以停留的感覺，而設備也是過往村內及展覽中拿來的，所費不多，從這種靈活變通的策展運作下，既不影響空間的規範，又能凝聚觀眾，跟社會建立出共生的關係。至於創作層面，則從籌組的關係中建立出共生的關係，山地舉了兩個例子，例如製作「東北遊記」三本大書中的年青人，本身便是一次共生的體驗，每人有不同的性格，他們需要在不同的缺點與優點中磨合；而在「本土農情味II」的創作中，當中的「農友」已不限於農民，而是將「農」推向貼近自然精神的層面，當中有中醫也有養蜂人，其中江記與中醫李家麟的一組，源於江記體弱，在創作的過程中，漸漸討論病的本質，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這些討論正正超越了大眾對於城鄉的想像，而是一種永續發展的關係上。

 

評語：永續才是核心意義

 

永續（sustainability），才是「城鄉共生」計劃中核心的意義，我們活在一個資本主義及自由市場的社會下，已是個不爭的事實，馬傑偉在〈香港能否從「功能城市」轉型為「宜居城市」？〉一文中有提過香港從來都是個「功能城市」，她功能化地服務於經濟發展，讓大眾的生活感變得薄弱，例如港英政府時期，把文化娛樂賣菜集中處理在一個封閉式的政府大樓（或稱作文娛中心）內，老人則視為一些問題，然後建老人中心，最可怕的是大眾順應了這種既功能又單一的生活模式，將其他生活的可能性排外。而政府近年總嚷著那處要土地發展，住屋與發展，成為香港不能迴避的問題，雖沒有正式統計，但似乎「發展」一詞已是「去舊迎新」、「收地發展」的代名詞。另一方面，政府自2013年起則鋪天蓋地宣傳「家是香港」，借用Tim Jackson 著的《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誰說經濟一定要成長）》再思繁榮發展的本質。我們生活安好或富足，實際上包含了持續性，亦包含了心理的層面，如果明天大禍臨頭，我們不會覺得生活安好；如果一個正常家庭，家人或朋友其中一方有難，我們亦不會好受。反觀現實，如果香港真是我們的的家，現在有家人愈來愈變得邊緣化，而我們卻不加理會。中醫李家麟在開幕時提到，有種草藥在港很難種植，但在港卻不難買到，那草藥從何來？這代表著我們正消費別人的土地資源，讓自己滿足。然而，在發展的大道理下，這正是被消失的命題。

 

結語

 

整個訪問中，「闊度」是山地強調了多次的關鍵詞，當中包括了對事情不作前設與結論，不計較結果的思維。當然，將某一概念的定義無限擴張不是好事，但相對社會現時單元的論調中，闊度或是擴張某一概念的定義似乎缺席了。擴闊概有的想法似乎有其必要性，向單一化的思維提出叩問，讓自己能在社會中表達出來，產生更多的可能性。透過共生創作，我們可以看到藝術可以超越「視覺」的範疇，讓人與人重新建立關係。

 

稍為離題一點，再看當下的社會環境，從一個視覺文化的角度下，創意一下子在這個年頭爆發出來遍地開花，梁寶亦提過這些創意比藝術家的創作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前題下衍生出來的問題便是藝術家如何自處？而藝術與社會的關係何為？它不一定創意滿溢，而是讓已有的創作有更深度的發展，透過創作重建人與人的關係，不是將藝術立於只是商品或視覺的層面中。能重拾這種創作的力度其實不容易，在香港不少藝文工作者，正朝向這種方面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