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有社會作用嗎？

作者：林龍傑

二十多年前，當我還是一個學生時，學校不時有一些討論關於藝術究竟有沒有「社會作用」，每一次都有激烈的辯論，但每一次的結論都是簡單的兩個字：沒有。藝術家沒有亦不需負上任何社會道德責任／作用，亦只有這樣，藝術家才可以放心去開拓新的方向。但隨著近十多年「創意經濟」的蓬勃發展，加上各國政府的文化政策，藝術似乎要跟「社會作用」劃上等號才可以被認同是「好」的藝術。

公共藝術、社區藝術如雨後春荀一樣出現，連去年Turner Prize也頒給一個活化社區的項目，美術館是「公共空間」、普通的優閒公園被「包裝」成「藝術主題公園」。香港政府藝術資助政策也以量化藝術成效為主要（如果不是唯一）的標準，這亦形成容易被量化成果（入場觀眾及參與人數）的劇場成為被資助最大的媒體，相對不容易被量化的視覺藝術則一向難以取得較大的資助。
   

當主流想法將藝術跟「社會作用」加上一個等號時，上星期一個英國政府資助機構Art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藝術與人民學研究會）發表了一份厚二百頁的報告，他們用了三年的時間，研究了超過七十個工作坊、討論會及文章，發表了一篇名為Understanding the Value of Arts and Culture（理解藝術與文化的價值）的報吿，引用英國藝評人Ivan Hewett的話：「這報告是個炸彈！」

這報告最中心的結論是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藝術與「社會作用」有任何聯繫，反之研究會提議將藝術恢復到成為個人的經驗，因為藝術對每一個人的影響也不同，但在以「社會作用」標籤藝術的世界裡，個人對藝術的經驗成為次要。

Ivan Hewett引用了三個報告裡的例子：

1. 城市革新計劃－在城市裡貧窮的地區興建或設立一些「藝術中心」以至公共藝術，用藝術去幫助社區，但這些計劃常常導致區內樓價升值，迫令區內居民離開。

2. 以音樂提高兒童數學能力－在學校以不同形式的音樂項目（從工作坊到講座），去提高兒童數學能力。但這報告說明找不到兒童的數學能力與音樂有任何關係。

3. 以劇場康復罪犯－用劇場（或舞蹈）令罪犯（報告中另一例子：老人院）從藝術中找回自己，從而令罪犯重犯的比例減低。但報告的研究卻相反，劇場令罪犯重犯的比例減低根本沒有數據支持，而藝術或音樂可以令罪犯康復的同時，亦有同樣機會令他們變得更激進。
   

個人認為將藝術「社會作用」化以至政治正確化是一個近十多年來越來越左傾社會的一個實驗，但企圖以量化來衡量藝術根本不可行，這報告對一些沉迷於將藝術「社會化」的藝術工作者是一當頭棒喝。跟幾位即將畢業的藝術學生閒談，他們説畢業論文的題目全是政治性的議題，沒有其他選擇，令一個外人（如我）不禁懷疑他們修讀的究竟是政治科還是藝術科？

看看近十年的當代藝術只是不停將舊的東西重新包裝，行為藝術、概念藝術、政治藝術…但真正的藝術發展卻停滯不前。藝術與人民學研究會的報告確認了這個藝術「社會化」的實驗失敗，做了十多年的實驗失敗，資源錯配了不重要，重要的是認知這實驗失敗了，重回「正軌」才是重要。
   

正如二十多年前藝術學校裡的討論，藝術是沒有社會道德的規範，每一個人創作或接收藝術的方法也不同，被藝術影響的反應亦不同，企圖量化藝術的成果根本是錯的方法。希望這報告可以在這「政治正確」零創意的藝術界，打開一片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