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屆卡塞爾文件展：「向雅典學習」——爭議聲中的藝術政治參與

作者：凌志豪

 

文件展政治參與的傳統

 

卡塞爾文件展與巴西聖保羅雙年展、威尼斯雙年展並稱世界三大藝術展，在藝術史上向來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第一屆文件展由德國建築師、畫家、設計師和策展人阿諾德．博德（Arnold Bode）於1955年創立。1955年，據離德國的納粹統治和二戰結束已有十年，德國正處於重建狀態。這一年，德國打算借鑒歐洲其它國家的經驗，舉辦一次全國性的園藝博覽會。在園博會期間，阿諾德就在德國中部的小城卡塞爾（Kassel）申請舉辦一場題為「20世紀藝術：1905-1955年的繪畫、造型藝術和建築」的展覽。阿諾德希望透過這個展覽讓納粹統治下被壓制的重要現代藝術作品和文獻重見天日，並為不受待見的「墮落藝術」正名。也希望藉著這次機會恢復和記錄現代主義和戰後新的當代藝術的發展過程，在傳統的（西）歐洲，重塑德國文化之國的形象，並且發展一種新型的博物館和展覽理念。結果第一屆文件展空前成功，在國際上也獲得了極大的名聲，經過過往十三屆的發展成為以嚴謹學術著稱每五年舉辦一次的重要展覽。

 

「文件展」（documenta）這個拉丁詞彙具有“記錄”、“記載”的意思，相關的含義還包括“總結”、“證明”、“展示”、“呈現”、“展現”或“見證”等，文件展的其中一個精神就在於記錄藝術在社會變更中的位置更迭。這決定了文獻展日後成為全球隆重其事展望和回顧美學及社會發展的文化活動。

 

鑑於文件展起源的的政治背景，及往後多屆文件展隨著社會政治脈絡，如適逢歐洲六八學潮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對壘等，文件展漸漸發展出在表現主義式的美學重生與策劃具有政治表達的“社會事件”二者之間來回交織的模式；2000年走向全球化之後，文件展更注重建立藝術與公眾的關係，成為探討新的地緣政治形態下藝術本質的話語空間與前沿論壇，探討當前藝術的自身發展，關乎社會和政治環境對藝術角色的影響。多年以來參展的作品通常都廣泛關注和探討社會、經濟、政治和全球化等政治及社會議題。

 

2017年「向雅典學習」：文化殖民或尋找政治困局出路？

 

來到2017年第十四屆卡塞爾文件展，總策展人由2003至2014年瑞士巴塞爾現代美術館的藝術總監和策展人波蘭籍藝術評論家亞當·史齊默齊克（Adam Szymczyk）擔任，並以「向雅典學習」（Learning from Athens）為主題在希臘雅典與德國卡塞爾兩地舉辦雙城展覽，分別於2017年4月8日至7月16日在雅典和2017年6月10日至9月17日在卡塞爾舉行，超過一百六十多位藝術家參與，合共花費高達3400萬歐元。

 

其早於上一屆文件展，展覽早已走出卡塞爾，2012年克莉斯多夫－芭卡姬芙（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將文件展部分項目移至阿富汗喀布爾，埃及開羅和加拿大班夫舉行，史齊默齊克繼往開來，將文件展更大規模地帶到另一個地方，打破以往的方式去解構和面對經濟危機、難民問題等等主辦單位稱為「全球南」（global south）所面對的景況。

 

在眾多地方之中文件展挑選雅典作為展覽，可算是直接進入到歐洲危機的中心，面直成為眾矢之的的希臘，切身地探索和實驗歐洲與世界的社會和政治形勢與藝術行為之間複雜的關係和影響。策展人史齊默齊克對此概念表示：「當1955年卡塞爾文件展初建立時，德國正處於歐洲的變動中心，而歷經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後，希臘雅典變成歐洲所需挑戰與改變的中心所在。雅典做為地中海地區的現代大都會，如同連接世界各地的樞紐，她擁有來自亞洲、非洲等地的移民，反映了整個歐洲的面貌，我希望她能成為本次展覽的理想舉辦地。」卡塞爾市市長貝爾特拉姆·希爾根（Bertram Hilgen）也對此決定滿懷憧憬：「作為全球當代藝術界最為重要的展覽，卡塞爾文獻展不僅要展示當前藝術的發展，藝術策展更要著眼於政治和社會語境。雅典是幾個世紀以來歐洲輝煌文明的發源地，如今也因為面臨全球政治和社會挑戰被推向了風口浪尖。」

 

文件展自2015年10月起借用了希臘策展人佛克蒂斯（Marina Fokidis）所創辦的《南方做為一種思想狀態》（South as a State of Mind）雜誌（已出版三期），以作為介紹文件展藝術家、展開各種概念和思想的學術討論之場域。作品圖片、學者論文、藝術家和文學家的文章應有盡有。成為了生成整個文件展的策展論述和概念的重要媒介。雜誌主要圍繞著現代權力敘述中的地緣政治中「全球南」和「全球北」的兩個概念討論（也被稱為「東方」和「西方」），探索了現代希臘和德國糾纏的歷史。

 

第十四屆卡塞爾文件展特別設計的標誌是一隻脖子可以旋轉270度的貓頭鷹，代表著一種不同尋常的視角。希臘神話中代表智慧、理性、與公平的雅典娜，身邊站著的就是一隻貓頭鷹，在西方文化中它也象徵著危機預言者。「向雅典學習」，是回到西方政治文明的發源地重新學習的歷程，向如今深陷危機、被歐洲邊緣化的雅典學習，不是一種懷舊，而是基於過去的理想模型對現實世界的再思考，和對將來世界可能性的構想。這一種以危機為學習機會的態度，惹來了一些批評，例如希臘前財政部長瓦魯法斯基（Yanis Varoufakis）批評文件展是「災難旅遊」的言論就廣泛流傳。

 

德國和希臘之間的深層次矛盾和錯綜複雜的歷史，成為了文件展被人非議和質疑的地方。例如與歐債危機為例，2008年希臘政府陷入債務財困的局面，德國和其他債權國就不斷跟希臘進行談判，期間也發生了很多矛盾，德國提出嚴苛的條件也導致希臘人民的不滿。加上歷史上德國曾數次佔領和統治希臘，「向雅典學習」的文件展向希臘投入大量的資金，但同時免費地挪用了雅典大量原本用於當地藝術界的公共場地和資源，故此惹來諸多指文件展是德國文化資本主義的擴張，是一次新的文化殖民。

 

另外亦有批評指出，「向雅典學習」最後的成果並不是學習，而是卡塞爾把雅典的文化資本「買起」，吸納成為自身文化資本的一部分，繼續發展文件展的軟實力。雅典國立當代美術館（National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in Athen，簡稱EMST）就是一個好例子。EMST自2004年遷到前身為啤酒廠的1950年代現代建築以來，就因希臘政府財赤而實施的緊縮措施而長期關閉。這次因文件展外來資金的注入，EMST得以首次全面開放，展出80位藝術家的作品。另一方面，文件展在卡塞爾的菲德烈齊亞努博物館（Fridericianum）展出的所有作品，幾乎都是取自EMST的收藏，好像把整個雅典的博物館擄拐到德國的卡塞爾。菲德烈齊亞努博物館作為文件展的主要場館，某程度上象徵了文件展的立場，但現在裏面的還是由雅典拿過來的藝術，臣服於文件展的策展邏輯底下，成為了很強的論述工具，故此才會引來文化殖民的嚴重批評和反對聲音。

 

不論這次文件展雙城展覽的種種批評，策展團隊勇敢面對和處理歐洲和全球所面對的危機，也是一種值人稱道的關懷。更令人期待的是文件展結束之後，「向雅典學習」帶來了什麼的學習成果？這次的學習旅程又為我們帶來了什麼的啟示？在風高浪急的地緣政治局勢裹如何自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