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性的再復興——略讀香港生態書寫

一、

 

談到香港小說與生態這一塊，我就想到要尋找自己的碩士研究。曾花了兩年時間研究香港的生態書寫，把精力放在香港小說與散文中，尋找當中再現自然生態的不同可能。這次編輯約稿，就想不如把自己的研究從泥濘中重新掘出，把自己的研究框架予以發表，或可對這條進路給予一點貢獻。

 

過去香港文學評論和研究中也有一些討論自然書寫的文章，所論及的創作多可以歸類為布伊爾（Lawrence Buell）所說的「以環境為本的創作」（environmentally oriented work）。但布克力治（Neal Bukeavich）則指出這類創作，主要集中於「自然史、非人類的關注、對環境的害益和環境進程的概念。」^[1] 在美國，通常會提到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繆爾（John Muir）和李奧波（Aldo Leopold）；至於在香港，我在論文則提到黃國彬、黃維樑、潘銘燊、陳德錦、張君默和周兆祥。周兆祥在當中可算是個特列，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評論過譚福基的〈老金的巴士〉和張君默的作品，提出過類例「綠色文學」的想法^[2]，其他作者則是延續中國詩學中對自然的感應，把它放在香港的現世中。這股延續的創作力量日後他們可作更深入的研究和梳理，然而此文的中心並不是討論這類作品，而是想為更廣義的「生態文學」提供一個分析和理論的框架。

 

二、

 

我在我的碩士研究中，借用了生態理論家查倫．史普力克（Charlene Spretnak）的框架來討論香港的生態書寫。史普力克的書《真實的復興︰超現代世界中的身體、自然和地方》（The Resurgence of the Real: Body, Nature, and Place in a Hypermodern World）以社會科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的角度討論當世的「真實」（the Real）。從書名得知，對她來說，當世的「真實」說是身體、自然和地方的結合，當中所關切的，正是生態批評（ecocriticism）最中心的信念︰自然的互聯性（the interconnectivity of nature）。這是生態學帶給人類對自然新的認知，有別於以往自然科學把自然看成是類似機器的觀念。

 

當然，我也非完全跟隨史普力克的進路，我把動物這一項加進我的框架，因為在香港文學中確有不是關於動物的書寫。於是乎，我提出了三方互聯性的理論框架︰人與自然的關聯、人與動物的依存和人與身體的重新接合，從而到達更大的「身體」——地球。

 

三、

 

關於人與自然的關聯，喬納森．貝特（Jonathan Bate）指出不該只停留在環保式關注的角度，他——其他生態批評者如格雷．賈拉德（Greg Garrard）——提出「棲居」（dwelling）和「重居」（reinhabiting）這概念，以此來作為文學批評的工具︰「在世界棲居就是要處居於一地，並聆聽」^[3]。對於棲居，香港的小說創作中有不少獨特的呈現。最有特色的，當然是吳煦斌，但我已在別處談到，在此不贅^[4]。西西則是香港另一位對生態自然十分關注的作者。很多評論者把她的「肥土鎮」系列讀成香港的隱喻，並放在殖民／後殖民的框架去理解。但當我們帶著「棲居」的想法去讀〈肥土鎮的故事〉時，會發現其實這短篇也是對自然的一種隱喻︰一方面把自然看成是資源，正正切合香港發展成工業－後工業城市的「自然觀」，一方是把自然是「泛靈」的，即自然有靈性。西西把這兩種觀念放在一起，展示出它們之間的衝突，把花家花園的「爛泥」看成是「肥土」，而「肥土」引動城市的發展，換來的卻是新鮮的「廢物」。花可久所看見肥土中的植物所有「都伸出了它們巨大的掌葉」，叫我聯想到電影《龍貓》中一夢之間大樹迅速生長。但在西西小說裡的，迅速生長的植物釀成災，人們趕緊把「肥土」丟掉——這可以看作是城市以自然物為資源來發展所帶來的「自然反撲」。

 

在九十年代，香港已經高度城市化，而香港作家想像的再棲居，多與花園／公園有關，這也或許是城市的限制縮減了作家的想像力，未見像當下可以重新農業生活的想像。這種花園／公園的作品包括董啟章的〈安卓珍尼︰一個不存在的物種的進化史〉、松木的〈蔡大嬸的花園〉等。花園／公園帶來了「休憩」（recreation），再樣是小說角色「再創造」（re-creation）人與自然關係的空間。

 

四、

 

四十年前動物權益運動在美國開始興起，辛格（Peter Singer）的《動物解放》（Animal Liberation）和雷根（Tom Regan）的《動物權利的理由》（The Case for Animal Rights）可說是兩本開創性的讀本，當中核心的問題是︰動物能感受苦痛嗎？然而，後來者卻批評這問題不夠「生態」、不夠關注關系。哈洛威（Donna J. Haraway）因而提出另一條問題︰動物能回應嗎？她認為動物可以回應人類的凝視，並反過去回看人類^[5]。哈洛威提出的「回看」（looking back）點出兩個物種間非語言溝通的可能，建立出更關注人與動物關係的框架。

 

我借用了李奧波的「生物共同體」（biotic community）來分析香港文學中的動物。辛其氏的〈青色的月牙〉和西西的〈鳥島〉簡直是「生物的共同體」的範本，把自然描述成一個生態體系，〈鳥島〉比較是站在觀察鳥群生存的角度去寫，而〈青色的月牙〉則是站在較為人本的角度看，雖然敘述的位置不一樣，但都同時去反思人在這個生態體系中的位置，反思人如何才能在「生物共同體」中找到應份的位置。除了城外的「生物的共同體」，城內的也有它的「生物共同體」，或用米格利（Mary Midgley）的說法——混合共同體（Mixed Community）。雖然城中也有野生的動物，但更多作者所書寫的，則是寵物；而「混合共同體」所以探詢的，則是動物如何成為家庭的一部份、城市的一員。我在論文中探討了也斯的〈象〉、吳美筠的〈貓與我〉、余非的〈暖熱〉和〈我要養狗〉、適人的〈溜狗〉和鄧小樺的〈狗的病〉，當中有「能回應」的動物，也有「不能回應」的動物，探問動物成為城市一員的可能。

 

五、

 

最後一個部份是關於身體。

 

我在這部份借用了楊（Iris Marion Young）的理論。她在《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中討論到女性身體各種各樣的經驗——從少女到老年、從日常生活到女性生理獨有的體驗如生育和月經^[6]。這書所談到的某些現況或許過時，但背後的理論框架對我們理解女性身體經驗很有幫助。我以此為入口，來閱讀西西的《哀悼乳房》，闡明書中的「我」如何透過病理重認自己的身體、重新與她自己接軌，並且，那個「我」並不停留於自身，從自己的身體出發，再認到其他生物、活物、生命，再擴展到環境、自然，甚至是人類文化。

 

西西《哀悼乳房》中，有某些片段很適合以哈洛威的「賽伯格」（cyborg）來理解。Cyborg——cybernetic organism——簡單來說指人與非人的結合，而哈洛威則在她經典的論文〈賽伯格宣言︰二十世紀末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女性主義〉（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7]中提出打破人與動物和機器的界限，而《哀悼乳房》中的「我」則在皮膚的層面確認這種破界︰因手術關係，「我」的人類皮膚與動物的腸結為一體，腸所製的手術用線與人體合而為一，然後「我」提出在地球村中，人與動物其實是互相依存為一的^[8]。就在這微觀至不可察的層面，人成為了「賽伯格」，人的身體因科技與動物、與外界的自然結合，引發對人身體更為廣闊的思考。

 

《哀悼乳房》最後不只停在人因疾病對身體的反思，更延伸至對整個人類文化／文明的反思，述說生育力為自然與人類文化的本源，並警戒讀者，哺乳類的滅亡，不是來自另一次的冰河時期，而可能是來自人類之手^[9]。

 

六、

 

此一短文只為點題之作，未及深入分析所提及的文本，當中話中有話，可以延伸至更深入的討論。而在此篇幅，只好提出曾經梳理過的理論框架，以自然、動物和身體來略談香港文學中的生態書寫。若日後論文能有緣出版，則可以以更完整之面貌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