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NTon繁勝話

作者：譚以諾

 

是咁的。

 

論到香港小說中的粵語書寫，葉輝在〈粵味的啟示〉一文中曾指出，五十年代已有作者試把粵語滲進書面語，並加以提煉成為文學語言，並在評論飲江的詩時說指出以「唔該借歪」作結隱含一種「民俗學」，使知情讀者讀了發出會心微笑。^[2] 在此，粵語入文變成民俗學的線索，成為香港人身份建立的一途，例如也斯於《剪紙》中加入《紫釵記》唱詞。當大姊「siu2 juk6 aa1 siu2 juk6」般喊時，不諳粵語的讀書面語固然能讀懂，而稍熟粵劇的，又會有另一番滋味。這番滋味，從民俗學引伸出來——所謂的粵味，界分出能解謎者與不能解謎者，圈內與圈外，也因而分出本土的身份認同。

 

按周蕾的說法，香港這樣的寫作實踐，圈出中國與英國以外的「第三空間」。對她來說，在香港寫作一方面要與「正統」的國語／普通話糾纏，往要把日常的廣東話翻繹成「可讀的」書面語，有時甚至需要把「本土」的特色壓抑下去；另一方面則要與英文糾纏，因英文在香港篡奪了主要的語言和文化空間，成為在地文化的判準。^[3]在文章中，她以梁秉鈞（也斯）的詩為例，解釋他的詩如何在英文和中文以外、在正統中文和廣東話之間，構成其特別的「少數文學」。

 

周蕾在文首點出討論香港和香港作家梁秉鈞，以提供有別於現時流行對後殖民性和後殖民文學的讀法。她的文章雖然談中英以外的「第三空間」，但她的寫作語言是英文，討論的場域也是英語的。於是，她文中梁秉鈞的名字變成是︰「Leung Ping-kwan / Liang Bingjun (pen name Ya See/Ye Si)」。她還於這串名字後加上註解，說明文章的中文名會先寫廣東話拼音，再寫國語／普通話拼音，並說「they serve as markers of resistance against Mainland Chinese imperialism in the present context」^[4]。這篇文最初發表於1993年，喺度就睇到周蕾喺英語學術界討論香港作家時嘅尷尬境地又要先用廣東話拼音但係又怕識國語或者普通話嘅同僚唔明廣東話拼音於是要搞個咁鬼複雜介紹梁秉鈞嘅方法仲要加個附註驚死人唔睇唔明入面嘅權力關係同埋佢自己企嘅反抗位置。咁樣，評論者要在英語學術界討論香港作家，往往需要這樣迂迴，也是「第三空間」中不得不如此的論述策略。

 

可能由於學術界日漸多接受關於香港的論述，多了解到中國和香港的語言差別，十多年後，司徒薇就不需要這般迂迴，能直接理論化香港粵語寫作的論述。她以英文討論黃碧雲的《媚行者》和《烈女圖》這兩本小說時，創造了新字CUNTonense。^[5] 這個字放在Sinophone的討論中，英語讀者當然能理解這字的涵意，但回到華文時，我就不得不把這字翻譯成中文。明知不可為，就唯有以「廣閪話」譯之；明知cunt與閪不對等，cunt是俚俗，閪則粗俗，但係由Anglonphone嘅論述移到華文嘅話，由cunt去到閪呢個移置就無得避免，明知呢兩種語言嘅讀者對呢兩個字會有唔同嘅理解，但係總無可能用音譯變成「簡東尼斯」（足球員乎？）

 

司徒薇之所以創造廣閪話這詞，其一由於書中有情節寫及在明末崇禎年間，有烈女以身體——特別提到陰部——抵抗城市的炮火，其二是，書中廣東話、客家話和書面語混雜，而當中的語言則是取自鄉間農婦的粗獷語言。於是，司徒薇以廣閪話這個新詞彙表明黃碧雲運用混合語言時把粗獷下層語言和女性身體綁在一起的用法。廣閪話自男人的粗口中解域（deterritorialized），使女人得以濃厚而具生活質感的口氣來表達她們的苦難、所受的殘暴，並說明她們如何在這等生活中得以存活。在此，黃碧雲透過廣閪話，使三重邊緣化的subaltern（邊緣語言、邊緣性別、邊緣階級）說話。

 

若說《媚行者》和《烈女圖》以廣閪話發聲，那麼《後殖民誌》則回到知性女性的語言裏去。黃碧雲《後殖民誌》中的「後」，又有別於理論中postcolonial中的「post」。她在〈後記〉中解釋說︰

 

「後」是一種異變︰她承接但她暗胎怪生。「後」不那麼赤裸裸的去對抗、控訴，不那麼容易去定義。「後」是猶猶疑疑的，這樣不情願、那樣不情願，反覆思慮的，而我理解的「後」甚至帶點邪氣、不恭，廣東話就說好「陰溼」，所以我的「後」是愉快的。^[6]

 

黃碧雲用陰溼呢個字去描述後殖民嘅後真係妙到毫顛，係書入面陰溼加左開閂引號，但放係關於粵語書寫政治嘅文章入面，引號都可以慳返，甚至愉快都可以換埋，變成，過癮，後殖民就係陰溼得黎好過癮。點陰溼法呢？黃碧雲在書中就提到Chinua Achebe的「取」和Frantz Fanon的「雞碎語」。Achebe的「取」，就是以英語，來書寫不屬於英語，的，故事；Frantz Fanon的「雞碎語」，本是一種羞恥，黑人，先會，唔能夠，完整，句子，好似細，蚊仔，唔，識野，人。但黃碧雲說︰「『取』的意思就是，肯定雞碎語。——你的正確，不是我的正確。」^[7] 於是，人棄，我——取；於是黃碧雲說，我是客家人。「我在香港出生，客語我會聽，但只會說幾句，涯……涯……涯唔識講客話。食飯盟？涯阿爸唔曾在家下。」^[8]

 

這不難令人聯想到巴赫金的眾聲喧嘩和身體政治，多重語言的混雜，加上把下賤身體中的下賤向人顯露，直迫讀者的感官。然而說到繁雜，就不得不提董啟章的《V城繁勝錄》。我，這評論小輯的合寫者之一，大回歸前的一代，在書中讀到語言化成碎物藏於廢墟，每顆碎物都折射出幽幽暗光。關於繁勝，《V城繁勝錄》撰寫者董啟章有咁樣嘅描述︰「我嘅目的就係要寫一種華麗、造作、豐滿，以至過盛、氾濫既語言，呢個就係『繁勝』既本義。」^[9] 因此，這本仿大大陸漢族古宋皇朝時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的小書，當中文白交雜，廣東話又毫不避忌的出現。我，這評論小輯的合寫者之一，名命此種語言為「繁勝語」。然而仔細考察，就會發現廣東話主要在V城風物誌撰寫者劉帶生筆下出現，例如他到訪娼妓之城的淫業區時，有以下的記述︰

 

我問那伙計︰阿婆時時坐喺呢度架咩？喺呢度！日日都喺呢度！重有邊度好去？那她，有點……？有問題？無問題！她的孫女好鬼正斗，我大力推薦！中年漢子使勁拍了拍胖垂的胸口。^[10]

 

風物誌並未完整出版，殘卷則在大回歸五十年由大回歸時期新生代七人於文獻堆填區中發掘尋出，如此，湮沒於堆填廢墟中的繁勝語經過五十年成為古物，化成考古材料。因此，感時憂國的王大教授於大回歸新時期首旬發言，評說《V城繁勝錄》撰寫者董啟章筆下的作品中常見戀物癖，並指出他所依據的考古學進路充滿廢墟意識。^[11] 《V城繁勝錄》撰寫者董啟章也承認廢墟意識確存於他作品中，且說「很難否定這種廢墟意識和末日詛咒跟大回歸的關係」^[12]，並借用歐洲大陸威瑪朝代猶太族人班雅明之「背向未來面向廢墟但係又束手無策嘅歷史天使」這意象來描繪他的書寫姿態。

 

這樣，《V城繁勝錄》撰寫者董啟章於大回歸之始的想像，透射出大回歸帶來的災難，這場災難「並不單純見諸城市的衰落，而是關於知識、文學、語言的崩壞和失傳。」^[13] 相於對現實政治，《V城繁勝錄》撰寫者董啟章更關心文學和語言的崩壞，V城風物誌撰寫者劉帶生筆下的廣東話，則是在語言廢虛中層層沉積壓縮的繁勝語中的一層碎物，需要大回歸新生代來發掘、重組和紀綠——當中顯出的語言政治明顯是大回歸的遺忘與未來的戀考古物式的焦慮探掘。然而，《V城繁勝錄》撰寫者董啟章不無警覺的指出廢墟沒有新生，因此「我們需要由『考古學』到『語源學』的轉向，尋找意義的起點和流變，在歷史建築不斷倒塌的現場，通過文學予以不斷重建。」^[14] 這就是《V城繁勝錄》撰寫者轉向成為「自然史三部曲」撰寫者的路徑了。

 

可以話，廣閪繁勝話係取自日常、加上口述歷史、再併合知性語言，係歷史嘅廢墟入面取材，既有包含大大陸漢族古宋皇朝和明皇朝，也有大回歸五十年嘅未來想像，咁樣係時間軸上來回往覆，用黃碧雲既講法，呢種後殖民既後，其實係陰陰溼溼，彷如乒乓桌上的旋轉球，叫人無從觸摸，卻又有跡可尋。呢種刻意嘅混雜唔能夠簡單用後現代術語ybrid去矇混，而後殖民理論對呢一輩作家嚟講，可能只係一種用作界定佢地寫作策略嘅參照點，而廣閪繁勝話，就係陰殖民一鑊。殖民者，在性別、階級、國族身分上強制別人與其同步者是也；而廣閪取女性之剛烈草根之不鄙，繁勝取重重架構之知識考掘而推延既定的歷史再現，一方以烈女定義自身，一方以繁史先破後立，用語言通兩個殖民者嘅坑渠。

 

至於接下來接波者如何運球，還未有足夠的歷史距離能訴說清楚，但至少看到唐睿《Footnotes》中社區書寫的活力，還有雄仔叔叔混合講古、劇場和敘事詩的口語嘗試，在在呼應小輯中洛謀提到的表演詩歌的傳統。

 

欲知表演詩歌如何，且看洛謀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