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體．身體：對得上話？——「i-舞蹈節2014藝術家面對面」隨感

作者：梁妍

 

面對面的對話本來是很好的促進藝術交流的方式，尤其當創作很多時候是局限在一個軀殼之內發生——通過對話，從而超出這一個身體，去理解另一個身體所經歷之事和思考之物，然後再度回歸，反思己身。然而，藝術家之間，尤其是不同領域的藝術家之間，要對得上話是否真的可能？可能的話，怎樣呈現？呈現的時候怎樣既讓藝術家得益，也令觀眾得益？「i-舞蹈節2014」所設的對話環節「藝術家面對面——當身體遇見新體／睇」便對上述問題提供了一些答案。

 

此次i-舞蹈節2014的主辦方請來不同界別（包括音樂、舞蹈、戲劇、設計、美術、評論、學者、農人）、不同地域（包括香港、中國大陸、台灣、希臘、英國、愛爾蘭、克羅地亞、印度）、不同年代的十六位嘉賓，每次兩位在Y-Space葵涌工作室的「Y-劇場」展開對話，討論身體的美學，身體在不同領域、不同藝術形式中的使用和意涵等等主題。

 

聽生蛋的雞講生蛋的事

 

與這樣的嘉賓陣容、跨界形式、多元背景形成了鮮明對比的是疏落的現場觀眾，筆者不禁感到可惜。是因為香港觀眾更傾心演出而較少關心藝術討論？還是因為宣傳不夠、場地的不甚便利？抑或在製作眾多的年末有太多選擇目不暇接？不過，這或許指出了觀眾教育也應該著力的一個方向吧——蛋當然重要，但仔細地聽生蛋的雞講講生蛋的事也不壞——尤其是如果不滿足做一個普通觀眾。當然，這是另話了。

 

 筆者參加了其中的四節對話。雖然背景迥異，但從不同藝術家的討論看來似乎也折射了一個趨勢——藝術的創作和討論漸漸都對「身體」表現出重視。這種重視首先體現在「身體」本身成為議題，成為沉思和反省的直接對象，而不僅僅是達到某種演出效果的工具。與「身體」本身很一致的，是這種思考和討論不僅僅是語言上的，更是「身體」的「embodiedness」，對談中帶出不少身體力行的嘗試和創作，用「身體」直觀、感受性、非語言地去思考「身體」。這種趨勢更在溢出舞蹈界——不僅僅是現代舞蹈的一向關注焦點，在戲劇、舞台設計、藝術評論，也有越來越多有意識在進行的關於身體本身的思考；甚至不僅僅是藝術界，而是延展到更廣的政治和社會性層面（譬如社會運動），也帶動到歷史性層面的思考（譬如國家歷史對於人的身體的塑造）。

 

在社會運動中編舞

 

令筆者頗為印象深刻的藝評人俞若玫與愛爾蘭編舞Fearghus，內地紙老虎田戈兵和劇場工作者小珂、子涵的對談。前者關於身體與政治的討論，恰逢其時。Fearghus關心藝術家與公民身分這兩種角色。他指出，在雨傘運動[1]中，警察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編舞」。儘管俞若玫抗議將警察和編舞聯繫起來，絕對是過於美化警察，Fearghus回應道，編舞分好的編舞和不好的編舞，但他們的共同之處都是對身體的控制。因此在這個意義上，在社會運動中的警察是以法治和秩序之名在對人群的身體進行規管和編排。俞若玫進而指出，如果是這樣對比，與警察對抗的學生市民仿佛在身體的使用上卻缺乏想象力，除了高舉雙手表示非暴力之外便少見到其他方式——「我們的思想年輕著、充滿了躁動，但身體卻垂垂老矣，跟不上了。」

 

舞蹈作品的「中國身體」

 

香港觀眾大多對中國大陸的藝術工作者並不熟悉，對於大陸的舞蹈作品以及其中的社會意義或會感覺更加遙遠。在這個中港關係日益膠著的時刻，田戈兵和小珂、子涵這場頗為爽快、直接、不遮不掩圍繞著「中國的身體」的暢談無疑打開了一個窗口。小珂頗為質疑「中國」的概念：「五千年歷史是扯淡。「中國」的概念實際是不斷被重建的、重構的、破壞的。如果真的有傳承下來，卅六歲的我坐在這裡，我應該是有感受。我能感受的只有自己的歷史，只能用我個人的歷史去感受時代的存在。」作為舞者的小珂，她有敏感的身體感受。

 

 田戈兵指出在中國社會裡，其實很缺乏對個體身體的一個認識。這是一個強大的特徵——中國人的身體長時間以來都是集體的，或者說是「集體性」的。現今中國大陸劇場也開始強調身體，身體變成了熱門詞（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中國人壓抑身體太久），他本身關心的問題是身體怎樣被規訓，怎樣在長期的威權統治的意識形態之下被規訓。因此，他用職業演員，也用普通人的身體，也用舞者的身體，去了解和呈現這個過程，以此為線索重新思考人的身體與歷史進程之間緊密而微妙的關聯。

 

比較四節對談，筆者感覺不同藝術家的對話效果迥異。有的雖然同坐一桌，卻只是各自表述觀點，所謂「交流和碰撞」難說真的有發生。筆者所參加的四節其中三組嘉賓之前並不認識，而從實際效果上看，相熟的藝術家更能暢所欲言，因為熟悉帶來的默契推動了對話深度，並令對談內容更加像是一個完整的整體，而不是分散及零碎的。除非藝術家本身是那種「一拍即合」的類型，相對都很開放。這種時候考驗的或者是策劃者的眼光，如何根據藝術家的性情氣質配搭對話者，使得他們最可能在第一次相見時就擦出對話的火花，並能惠澤聽眾。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對談設有網上直播。筆者便是通過網絡觀賞了最後一節對談。這種形式確實非常便利，省下交通時間成本，而且打破空間的限制。不過，另一種吊詭卻同時浮現：明明探討的議題是身體，網上直播卻是極端的「去身體化」。網絡上的觀眾看不見藝術家他們最實際的「身體」，他們的身體和聲音都是被「重現」的。這種「去身體化」的「在場」對於觀眾和講者各自意味著甚麼？這究竟是打破了藩籬，還是在自相矛盾？科技毫無疑問在極大地影響著藝術的表現形式，而藝術有沒有能力去做出自己的回應？或許下年i-舞蹈節也可以考慮討論現代科技，尤其是多媒體再現技術的發展，與身體、舞蹈（甚至更大層面上的藝術）的創作、思考和討論的相互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