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思行
當藝文新聞上港聞版
若然「當藝文新聞上港聞版」是一句歇後語的話，那麼後半句應該是「多數不是好事」。相信大家還記憶猶新的藝評獎事件、西九戲曲中心建築費超支和英文名稱爭議，它們不是醜聞，就是具爭議性，負面的新聞。只是偶然才會在報紙出現一些關於文化政策的中性新聞。
近期火辣辣的例子當然是「香港芭蕾舞團《紅樓夢—夢紅樓》刪戲事件」（下稱港芭事件），它甚至「榮登」報紙頭版，即使不知詳情，大抵絕對不會是什麼好事。看看各大報章的報道，不論是對事件發展的報道、還是德國多蒙特芭蕾舞團藝術總監王新鵬訪問、一些藝圈中人的意見，重點都是在抨擊港芭，做法不專業，不尊重劇創人，甚至有政治審查、自我審查之嫌。
筆者不是政治專家，只能憑自己對文化圈的認識和自身的經驗來評論此事。從目前已得的資訊，香港芭蕾舞團（下稱港芭）的說法無法令人信服，觀眾明白與否固然是一個創作考慮，但不會是最重要的考慮，否則的話，是不是每一個動作都要加字幕來解釋？有時候，故弄玄虛，令觀眾不明所以，以刺激他們思考，引發更多閱讀作品的方向，更會是創作者樂見的。何況改不改、怎樣改的決定權應該在於創作者，而不是董事局，這是基本的尊重。
因此筆者相信港芭把敏感情節刪除，實屬自我審查。至於他們是否真的受到政治壓力，還是傳媒杯弓蛇影，本人無從判斷。但是若說中共政權的操控已伸展到香港，或是本港藝團和創作人自我審查成風，未免過於武斷。事實上，正如資深劇評人陳國慧在其文章〈劇場在香港：可以有多政治？——從近年作品看香港政治文化與創作〉指出，香港的劇場作品從來不乏政治性，由「東宮西宮」系列，到《誰殺了大象》、《漂流》、《耳搖搖》、《教授》等本地劇作，都或明或暗地涉及政治。而根據《亞洲週刊》報道，與《紅樓夢—夢紅樓》同期上演的話劇《鄧麗君》，劇作者沙葉新堅持要加入關於六四的情節，可見香港的創作環境仍然是相當自由，港芭事件是個別事件。當然藝文界不能掉以輕心，應引以為鑑，勿自我放棄當下的自由。
藝團董事「無王管」
這事件還帶出另一個話題，就是藝團董事的權力會否過大，一位董事的意思能否左右藝團的演作。目前，不論是藝團，以至各文化機構，要成為董事，首先需成為會員，在董事提名期間要得到會員的提名與和議，成為候選人後要經過會員提票，獲得足夠票數便告當選，整個程序和一般選舉無異，因此理論上董事的權力來自會員。董事只負責重大行政事宜，他們固然可以對藝團的演出作品提出個人意見，但最終決定權還該落在藝術總監手上。
不過，上述機制在實則操作上，很多時候都是朋友間相互推薦，對於當選董事的管治作風，都是出於一個「信」字，很少考慮其背景。至於掌控的權力方面，更完全靠董事自律，若然某董事「踏過界」，干預藝術創作，作為下層的管理和創作人員，除了冒險「企硬」反抗外，根本別無他法。而且在這個制度下，董事會作為最高管理層，當然不會設立罷免機制，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即使有，沒有第三方獨立組織介入(就像司法部門是獨立於行政、立法部門)，任由董事會把關的話，最後也只會淪為自己人查自己人，毫無信服力。
因此，要令董事問責，就自己不當的行為而引咎辭職，必須有強而有力，且持續的外部壓力，而這種壓力來自媒體對事件的長期深入的報道，逼使相關藝團和董事會作出回應。
報紙對藝文新聞愛理不理
可是，一直以來，這種影響力的發揮有限，箇中因由，就是傳媒對藝文界缺乏長期關注。它們都是待大事件發生才去報道，而那些大事件都是政治性較重，像港芭事件涉及政治審查。或是事件本身的政治性不大，但傳媒的報道角度和手法，都會把事件引導至政治層面，如藝評獎事件，它的聚焦點應該是比賽的設計、其認受性、評審準則、評委人選，傳媒卻將重心放在內地得獎者、其文章及林沛理身上，結果藝評無故成為中港矛盾的磨心，被大眾借來「抽水」，無助推動藝評文化發展之餘，還使公眾對香港藝評留下負面印象。
為何傳媒對藝文新聞愛理不理？筆者為此問過一些記者朋友，他直言「報紙不是NGO」，報館是要賺錢的，編輯決定要報道什麼，首要考慮是讀者的口味。他以港芭事件為例，從港聞版編輯的角度來看，中共在香港的政治干預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讀者不會感興趣，無需多花版位報道。另外看過表演的人數有限：文化中心大劇院共有1734個座位，《紅樓夢—夢紅樓》演了十場，假設每場均滿座，觀眾人數都不過萬八，論影響力怎及影響全港的HKTV事件？再者，港芭事件對一般大眾來說不是必須要知道的事，也就是說即使讀者不知道這件事，他們並沒有什麼損失。
他又稱很多被文化圈人視為重要的事件，其實都不是真的那麼重要。他引用早前香港藝術發展局（下稱藝發局）選舉來解釋，各候選人辛辛苦苦透過直選入局，也不代表他們能完全掌管當局的資助決定，因為還有一眾被委任的委員。何況藝發局的資助金額不過億元，這個金額比起其他公共政策的開支，簡直是不值一晒。所以就算是次選舉過程如何出了亂子，也得不到各大傳媒的關注。
一般報紙副刊雖仍有文藝新聞，但它是以「節目導向」為主，即介紹將上演的節目、訪問相關藝術家，很少談及制度。儘管部份報紙副刊對文藝界的關注較多，如大公報、信報，但那些報紙都是有特定讀者群，讀者人數不算多。就算是走大眾化路線的明報，它的星期日生活偏重於電影及文學，對表演藝術著墨較少。而且，據另一名前記者朋友表示，報紙編輯和記者有時會利用副刊中的訪問，借受訪者的口來表達他們自己想說的東西。例如近期有篇關於香港HMV新老闆胡景邵的訪問，文中先談論他對HMV的未來計劃，慢慢轉移至他個人聽音樂的習慣，然後忽然筆鋒一轉，記者問他對HKTV事件有何看法。兩者雖未至於風馬牛不相及，但關聯不大。記者問這條問題，背後目的無非是借胡景邵來抨擊政府。
持續報道更為重要
反國教事件最終能令政府讓步，黃之鋒等人自然功不可抹，但若不是傳媒一直報道他們的行動，引起社會關注和輿論討論，令市民了解事件，讓事件升溫發酵，事情可能有另一種發展。由此可見，傳媒的持續報道對事件的發展有關鍵的作用。
同理，港芭事件還有很多細節仍未清楚，誰應為此事問責辭職，這些問題還有待傳媒追蹤報道。可惜傳媒並不重視，即使文化圈有進行相關的後續討論，報紙大多會「冷處理」，使討論成為小圈子的事，失去令大眾關注問題的機會之餘，亦遑論起制衡董事會權力的作用，使一個能帶來實質改變的契機白白浪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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