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幾時有》：香港淪陷，要善待文人

作者：皮亞

 

有形容《明月幾時有》（2017）是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的「獻禮」，獻禮有兩個意義，一是夾道歡迎搖旗仔拍手掌（是不是為了出糧是後話），二是暗渡陳倉借東風說舊夢──看見戲中各界努力營救文人，就真心要拍掌增慶增慶。

 

香港，也有歷史嗎？說來諷刺，一個城市，開埠發展超過170年，怎會沒歷史？但，在香港，偏偏又會有種人，用圍板放在維園雕像前，不要想起香港歷史：要想，就從1997年開始想啦！80年代及之前出生的人，自然覺得這是天方夜譚，但對於90年代及之後出生的人，對香港認知，就有可能由1997年開始。

 

《明月幾時有》擺明說歷史，說的是從1941年12月25日開始香港的歷史。假如有人問，為什麼要從這個日子開始算？那就說明了，香港的歷史有可能已淹沒人間。

 

是「三年零八個月」的那些年啊。二次大戰，日軍於12月8日打入香港，英軍展開香港保衛戰，至12月25日宣佈投解，日軍從灣仔入城。《明月幾時有》背景從這裡開始，但不是要拍戰場上的保衛戰爭，而是換了個顯微鏡，放大當時中共成立的「東江縱隊」南下香港的行動。

 

影片開場不久，就交代東江縱隊在密室指揮行動。大隊長指著牆上地圖，指示路線，解釋行動綱領。呂良偉演游擊隊員「曾生」，是歷史中「東江縱隊港九大隊」的指揮。這場密室行動，並不如想像般隊員個個磨拳擦掌，大叫口號，反之，像上課，一眾隊員，包括觀眾，靜心聽曾生講解，當然也有交代劇情的用意。《明月幾時有》一開始，最明刀明槍的，不是擺出戰鬥格，而是如曾生所說，大隊的任務，是要到香港，營救文人、知識份子。

 

那些年「三年零八個月」，也稱為「香港淪陷」。歷史中的港九大隊，不是參與戰爭打日本仔，而是暗中進行其他抗戰行動，包括救援工作，營救香港「知名人士」。知名人士可以包括很多人，但《明月幾時有》就把知名人士，歸類成文人、知識份子。後來一場戲，游擊隊長提醒隊員，營救文人之後，分配給他們的飯糧，要比游擊隊員為多──聽後，我很感動。

 

有獨立批判思考的文人和知識份子，在中國歷史中，何曾被厚待？直如片名寄意：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問天都沒用，天不會答。導演許鞍華和編劇何冀平，就把半部《明月幾時有》（下半部劇情不同），獻給文人。其中一部份，便細寫文學家茅盾夫婦的處境。

 

茅盾夫婦蝸居在葉德嫻演香港阿嬸的村屋閣樓。阿嬸不是開善堂，文人也要交租。那場戲是，阿嬸得知文人夫婦要搬，亂世之下，難租出，於是游說夫婦，住得好地地，不要搬，最多減租。這場戲，拿捏得好，觀眾清楚看到，阿嬸並不是什麼忠肝義膽的革命烈士，她只是恰如其份的阿嬸，一切都是為了房間能租出而已。

 

包租婆這類角色，從六十年代開始，已是粵語片的挖苦對象，諷刺貧富懸殊。去到《七十二家房客》（1973），包租婆更加「衰到無朋友」，最後自食其果，觀眾極之受落。不過，《明月幾時有》的包租婆，是另一種人，特別是當劇情發展到後半部，她變成那種雖然「阿婆唔識字」，什麼都不懂，但偏偏懂得明辨是非，知所進退，有情有義的人。連阿嬸都懂，那些自稱克儉、自以為美芬的人，究竟會不會慚愧？

 

那場包租婆與租客的戲，也帶出另一個信息：文人之所以要流離失所，到處飄泊，不是因為沒錢交租，而是因為時局因為亂世。正如茅盾夫婦感激包租婆熱情，但仍然無法改變搬走的決定，不是他們不想住下去，而是一切有口難言，總之要走，性命攸關。

 

彭于晏演的港九大隊小隊長「劉黑仔」，又確實勇武，一個打幾個，每次都憑智勇脫險。他到方蘭家營救茅盾夫婦一場，就當機立斷，不由分說，一刀殺死李燦森演的憲兵漢奸，乾淨俐落。

 

影片上半部，在劉黑仔帶領的小隊，和其他大隊隊員努力下，把香港八百多位文人，從銅鑼灣坐船逃到九龍，再離開香港。那場戲，真令人感動。原來在香港歷史中，共產黨也曾經與文人站在同一陣線。假如《明月幾時有》真的是香港主權移交二十年的獻禮，我看到的是，影片借香港歷史確立另一信息：香港淪陷了，要善待文人。不要處處以獨立思考的知識份子做批鬥對象好不好？

 

戲中經常吟詩，特別是永瀨正敏演的日本軍官「山口大佐」，時常「迫」霍建華演的知識份子華人臥底「李錦榮」即場吟詩，測試他的身份與忠誠。戲中說道：「明月」要「幾時有」，不能「何時有」，因為要符合中文詩詞的平仄。日本人好像明白，但很明顯，很多推動普通話的人就不明白。普通話唸詩，就平仄不調囉。

 

影片下半部，筆鋒一轉，從游擊隊營救文人，變成更積極地寫文人與平民一起參與起義。所指的文人，是戲中一直善良但被動的教師「方蘭」。方蘭是包租婆葉德嫻的女兒。周迅演這個角色，外形不符角色年紀，但周迅又演活了方蘭有獨立想法和倔強個性的氣質。她本是文人，見證茅盾夫婦的文人之災，決定投身游擊隊，做聯絡工作，在亂世出一份力。《明月幾時有》不單寄望文人要安全，也想文人都站起來，做一點事。除了文人，還有平民。方蘭，和包租婆母親，王菀之演的村姑「阿四」，及春夏演的臥底，在大時代洪流匯聚一起，在正規男人主導的游擊隊之下，作後勤支援，男人背後的女人。

 

《明月幾時有》的敘事繼續關注「微小」，寫小人物故事，三個女人雖然只是偷運傳單及小小信件，但成就了一段感人的起義。許鞍華不單要大家在亂世一同站起來，還要突顯女性的溫柔與堅強。

 

或許有人會認為，無謂把虛構的電影，硬拉到與今時今日的香港互相對照，但有一點，是無法掩蓋《明月幾時有》的動機：影片一直以「偽紀錄片」方式，穿插梁家輝演的口述者，回憶故事。梁家輝的角色，有份見證當時游擊隊工作，更是方蘭的學生。偽訪問片段中，許鞍華甚至有份出場做訪問者。這段包含在影片開首、中間及結尾的戲，無疑是嘗試把觀眾從歷史帶回現在。

 

尾段劉黑仔與方蘭晚上在海邊道別的戲，最後一個鏡頭從昔日的海邊溶接今日香港的維港，借古喻今之情，無須再解釋吧。

 

許鞍華三十多年前拍《投奔怒海》（1982），明明是拍南北越狀況，但戲中之悲情，跟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問題無關嗎？《明月幾時有》像蘇軾借《水調歌頭》說天上人間兄弟有情人一樣，是對香港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