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管弦樂團工潮淺說

作者:尹莫違

發表日期:2016 / 12

藝術範疇:音樂

發表平台名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ARTism

發表平台類別:新聞/文化/藝評網站

主題:文化政策與行政 / 教育與承傳 / 應用與社區實踐 / 獎項/藝術節/機制/活動評論

 

9月30日早上,在美國賓州西南部,匹茲堡交響樂團的樂師宣布罷工。在該州東南部,那天恰巧是費城樂團樂季掲幕音樂會的大日子。當晚,約一千樂迷坐在音樂廳,原定「掲幕」時間過了二十分鐘,台上仍是空無一人:他們不知道樂師「早」在約一小時前也已宣布罷工。未幾,遠在德州、罷工已三星期的福和市(Fort Worth)交響樂團樂師在網上發出訊息,表示支持賓州兩大樂團樂師的行動。美國三個百年老字號的管弦樂團同時罷工了。

 

對這一切,美國樂迷或多或少已感到麻木,但對港人來說,這一切可是咄咄怪事,匪夷所思。故應編輯先生之邀,撰此文以助讀者理解近年美國樂團的工潮是甚麼回事,好讓討論得以開始而已。

 

首先,美國有千多個樂團,年度預算由不足三萬到逾億美元不等。本文所談的並非業餘社區樂團,而是最受世人矚目、規模和影響最大的專業樂團,援用的數據多來自美國管弦樂團聯盟於上月出版、關於2006至2014年該國樂團財務及營運的研究報告,較能顯示大型樂團的狀況。

 

在奉行自由市場經濟原則的美國,樂團都是獨立非牟利組織。於2014財政年度,其總收入的一成七來自投資所得。四成則是其服務帶來的盈利,其中各種演出及社區活動佔四分之三,即佔總收入的三成。餘下的總收入來自捐獻和贊助,佔四成三之多,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為個人捐獻;另外,基金、企業和董事捐款數額相若,三者總和幾近於個人捐獻款額;政府資助僅佔總收入約百分之三。

 

樂團由以「社會賢達」組成的董事會及專業行政人員管理,後者負責日常營運。樂師皆為工會成員。工會勢力強大,可代表樂師進行有關薪酬、福利、工作條件等的談判;綵排、演出、錄音、社區活動、聘請、解僱的安排,以至指揮的權限等,都由工會條例或合約規定。

 

全體樂師與樂團管理層訂立的工作合約是集體談判的成果。一份合約的有效期不論長短,雙方都得在它到期前派出代表會面數次,嘗試達成一份新的集體談判協議。雙方代表同意協議內容,尚要交予全體樂師投票通過方可生效。舊合約到期後,倘若新的還未有談妥或遭樂師投票否決,雙方一般會按舊合約的條文規定繼續發薪和工作,並繼續談判至新協議達成為止。如果雙方分歧太大,談判破裂,其中一方便有可能發起停工,向對方施壓以使其讓步。

 

費城的樂師於整個樂季其中一項最大型籌款活動當晚發起停工,開罪於好些樂迷、捐款者和贊助者,在時間上著實糟了一點。但他們當時與管理層的矛盾,似乎跟其他行業的勞資糾紛沒有兩樣。管理層在音樂會前的最後關頭提出兩年合約,說基本薪酬每年增加百分之二,好嗎?樂師說第一年增百分之二,第二年百分之三,如何?管理層說第二年百分之二點五,怎樣?談判這樣便破裂了。

 

這當然非一日之寒。久受財務問題困擾的費城樂團於2011年申請了破產保護,樂師接受了基本年薪削減百分之十四。這薪酬在此後每個樂季逐漸回升,到了上樂季,已超越當年減薪前的水平,達到約十二萬八千美元,跟美國另一頂尖樂團、克里夫蘭樂團的差不多。可是樂師並不滿意,說此薪酬比波士頓交響樂團的低百分之十八,比三藩市交響樂團的更低百分之二十四,不足以吸引超卓樂手加入樂團或防止現有樂師流失。有人認為他們跟波士頓及三藩市比較並不合理,因為這些城市的生活成本遠遠高於費城的,而克里夫蘭的生活成本比費城的還要低。樂師還表示管理層沒有改善樂團財務狀況,並指出其薪酬在困難時期不減反增,例如行政總裁的年收入已超過七十萬美元,似未有與樂師共體時艱……

 

匹茲堡的樂師也在2011年被減薪百分之十五,管理層於本年9月說樂團的赤字和負債要使它在明年中之前結業。福和市的樂師亦於2010年被減薪百分之十三點五,管理層也在今年的談判中說樂團連年虧損,無法負擔樂師所要的酬勞。兩個樂團的樂師都認為近來當地經濟不錯,籌款不足是管理層的問題,因此拒絕接受其再次提出的薪酬削減,發動罷工。以上這些都是典型的美國樂團勞資矛盾。在2014財政年度,樂師的薪酬及福利佔樂團總支出的四成六,高於所有其他美國文化藝術機構的藝術家開支比率。樂師用功練習,賣力演出,樂團財務出現困難時,往往覺得負責募集經費的管理層慵懶或無能。

 

在合約談判進行期間,有些管理層會表現出一副態度,暗示甚至明言樂師職位遠少於國內外的優秀樂手,故他們隨時可以低薪聘來的高手取代現有者。這會使樂師感覺不被尊重,以致雙方關係惡化,更難取得談判成果。近年最嚴重的此類情況發生於底特律交響樂團及明尼蘇達樂團,前者的樂師在2010年底發起的罷工長達半年,後者的管理層在2012年底實施停工,更歷時十六月之久。

 

這裏必須強調每個樂團的情況不同,難以一概而論,而美國的樂團景象絕非一片愁雲慘霧。例如洛杉磯愛樂和波士頓交響樂團,分別受惠於荷里活碗(Hollywood Bowl)和檀格活(Tanglewood)的夏季音樂會,現時財務皆十分穩健。然而,從上文提及那些樂團「出事」的年份可見,沒有誰能倖免於2007至2008年金融危機後經濟衰退的影響,2010年至今已有十多個樂團曾經停工。雖然如此,美國管弦樂團聯盟的研究報告顯示樂團平均收入已於2014年回復至衰退前的水平。

 

的確,有樂師認為樂團管理層從來都想向他們「開刀」,近年經濟大環境只是行動的藉口罷了。批評樂師貪得無厭太容易了;未經思索便條件反射般站在勞方那邊去譴責資方「剝削」,也未免幼稚。更困難卻更關鍵的,是要仔細研判每一個樂團的管理層在籌募經費上,究竟付出了多少心血,發揮了多少才幹。

 

事實上,樂師對樂團財務的所思所想,與管理層的可謂風馬牛不相及。正如費城樂團的例子所示,樂師傾向拿全國其他地方造詣相仿的同行所得跟自己的作比較。可是,就算一個樂團技驚四海,威震八方,它的服務對象和收入來源始終以其所在的城市為主,故此管理層所考量的,是當地能夠和願意給予多少財力支持其營運。這正是樂團工作包括不少社區「外展」活動的一大原因:如派出樂師到不同學校演出和示範等,除了「履行社會責任」、「教育下一代」之外,也是「落區宣傳」,向市民展顯樂團的「存在價值」,以行動號召各界善士慷慨解囊,使樂團得以繼續存在下去。

 

「存在意義」的問題,每個樂團都需要深思,而這個問題是由冰冷數字提出的。根據美國管弦樂團聯盟的報告,樂團演出的入座率於2010至2014年間下跌了百分之十點五。以匹茲堡交響樂團為例,其主要演出場地的古典音樂系列門票在2012–13年度樂季僅售出六成一,在兩年後的樂季更只賣去五成,情況令人吃驚。全球樂迷大概都需要這樣一個世界一流樂團(我畢生聽過最好的馬勒《第一交響曲》現場演出,就是此樂團及其現任音樂總監的成就);但是,那三十萬人口的城市需要它嗎?

 

這「存在問題」的「實然」而非「應然」答案,或者亦不外冰冷數字而已,就是供求。人們對這昂貴藝術的需求少了,購票和捐獻也就少了,樂團管理層發放不了樂師願意接受的薪津,工潮便會發生。這時的音樂供應是「零」;樂師不復擠成一團演奏,「樂團」於此際即已停止存在了。當然,古典音樂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大不如前,這就不僅是較短期的經濟問題,更是長遠的文化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