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的力量

作者:何慶基

發表日期:2004 / 04 / 29

藝術範疇:視覺藝術

發表平台名稱:《信報》

發表平台類別:報刊

主題:文化政策與行政 / 社會事件與創作 / 商業化與藝術

 

一九九三年,一個名為《後八九中國新藝術》的大型展覽,在香港這個小地方首展。這個試圖交代一九八九年後中國當代藝術發展面貌的展覽,觸發全球藝術界對當代中國藝術的關注,現在被廣泛認為是中國當代藝術發展的里程碑展覽,同時亦把香港變成向國際推介中國當代藝術的重要平台。有趣的是,這歷史性展覽是由在龐大的政府博物館機制以外的商業畫廊及民間機構聯合籌辦,反映出香港藝術不平衡發展情況下的一些特殊現象。

 

民間的特殊活力

 

國內的「前衞」藝術自開放改革後急速發展,一九八九年北京的《中國現代藝術大展》對八十年代中國前衞藝術作一次大總結,標誌著一個階段的結束。隨後六四屠城,前衞藝術備受壓制,但藝術活動沒停下來,只是退隱地下,作品反而變得更沉厚複雜,一股藝術的新浪潮正逐步醞釀,引起部分香港藝術界人士的關注。一九九一年當國內政治氣氛仍緊張之際,漢雅軒負責人張頌仁毅然建議與藝術中心合作籌辦一大型的中國當代藝術展,筆者欣然接受這挑戰。這展覽的策劃有其特別的三人組合,包括當時在國內被禁止發表文章的新藝術核心人物栗憲庭、作為展覽中心統籌及兩地中介的張頌仁以及把藝術品轉化成具體展覽在港展出的筆者。大家都意識到這展覽的重要性,也明白當中困難不少,一方面因為當時國內資訊網絡未成熟,聯絡全國藝術工作者及收集展品極之複雜;另一方面是政治因素,栗憲庭除被禁擁有電話,亦不斷受公安跟蹤騷擾。即使成功聯絡參展者及收集二百多件各式各樣的參展作品,由於展品未獲官方批准,必須透過各種特別方法、渠道把展品運來香港,當中過程之複雜不難想像。

 

由於未獲官方認可,展覽後展品不能再運回國內,因此需要把作品買下以免參展者血本無歸。藝術中心不會亦不能購入這批展品,商業畫廊因此便扮演重要角色,當中自然有其投資考慮。《後八九中國新藝術》展出期間,有批評指藝術中心不應參與有商業動機的展覽。筆者明白展覽有商業的潛在因素,不過有資源的公共博物館沒意願或膽量舉辦此類展覽,而有意願的民間機構又苦無經費獨自進行,民間機構與商業畫廊合作變成有效的解決方法,民間機構的優勢是可較靈活地處理問題,在沒有違反專業原則下不至於放棄展出這些獨特展品的機會,最後訂定協議,展覽期間不能有商業活動。

 

實際上商業畫廊並非洪水猛獸,二十世紀自普普藝術開始,西方的商業畫廊成為推動當代藝術的一股強大動力。商業畫廊有其商業考慮,但亦有其特別角色、功能和特殊優勢,它是多元藝術機制內一重要環節。

 

減少政府的參與

 

香港有貼近中國大陸的優勢,有良好的國際網絡,暫時仍有條件成為中國以至亞洲區的藝術平台。面對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當代藝術風起雲湧的情況,如果政府博物館能洞悉時代脈搏,在其初露鋒芒而價格尚便宜之際作有系統的搜購,我們今天便不用在發西九龍興建什麼國際級藝術館的春秋大夢,而實實在在地有足夠藏品去建立一所能在國際藝壇獨當一面的藝術館。

 

公平點說,要求由公務員負責運作的博物館員籌辦像《後八九中國新藝術》那樣政治敏感又具挑釁性的展覽,制度上根本不可能,更遑論冒險購入未為市場確定的實驗性作品!藝術,特別是當代藝術,需要個人的演繹(甚至是獨排眾議的演繹)、冒險、靈活多變甚至古怪的處理手法,本質上與注重規矩守則、力求穩定平和、不鼓勵凸顯個人的公務員文化格格不入。

 

特區政府可以為藝術發展作出最大的貢獻,是減少官方對藝術的直接參與和操控,重新調配資源,開拓和利用民間的資源,解決現有的不平衡現象(但西九龍文化區只是製造更多麻煩,不是解決方法),肯定會在節省資源之餘發放更多的活力。

 

小小的商業畫廊與民間機構在有限資源下的合作結果,是個影響深遠的歷史性展覽,又怎可能漠視民間的這股動力?

 

討論作品及場次:

討論作品:《中國現代藝術大展》
主辦單位:高名潞(籌備委員會負責人)
日期:1989年2月5日至19日
場地:中國美術館